哈耶克曾说，人既是在目标-手段的框架中思考的动物，同时也是规则遵循的动物。经验现实告诉我们确实也是这样。不过，自从笛卡儿的理性观念征服世界以来，人们更多地是把理性等同于前者，而往往倾向于忘却后者。现代的经济学也是如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作为其微观基础假定的理性人从来都是指（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者，也就是说，能够理性地采取合适的手段来尽可能地实现其目标的人。

我并不是想说这样的假定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在想，从这样的假定出发是否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有多个角度可以对此提出怀疑。例如，直观地看，就像哈耶克总是爱提醒我们的那样，如果个体只是相机性地最大化行事，而不是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很难想象自发行事的个体之间能够有效互动，并形成合作的社会网络。极端地设想，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个只知道最大化的人在一起，每个人都把他人当成非人的物件而不是与他自己一样的同类，他们只会陷入霍布斯丛林而不可能真正形成社会。又如，我们可以认为，从本体论的角度讲，个体是个体在现实中的展开，是不可逆的时间中“被迫”对自己人生轨迹作出的选择，以及经由这种选择定义自己，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个体不能被等同于一个个的个体目标，也不能被等同于一次次目标-手段框架之内的“选择”——而这也意味着，至少，我们可以怀疑，一个社会的有效运作问题其最关键的部分是否能够在目标-手段的框框之内得到理解（如果一个社会的组成元素按照前面的说法甚至本身也是不能理解成目的-手段框架之内的存在的话）。

但是，我这里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在鲁滨逊的一人世界里，个体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问题，个体是被理解成最大化者，还是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的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运行轨迹，这不会有任何实质差别。考虑到“最大化者”这种定义所具有的分析上的简约性，尤其是，是用形式逻辑可以清楚地表达的（demonstrable），因此，用它来理解鲁滨逊的行为可以认为是非常好的。在鲁滨逊的“社会”里，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随时都在进行最大化决策，这既是一个逻辑真理（鲁滨逊就是如此定义的），也是一个毋庸质疑的经验事实（鲁滨逊随时随地都在如此实践），它们是完全重叠的。但是，在多人世界里，问题就麻烦多了。我指的是，虽然同鲁滨逊的“社会”一样，其中的个体也可以被定义为最大化者，但是，由于个体的最大化实践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完成的，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个体最大化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单独地可以识别的（separately identifiable），而是呈现为某种形式的社会后果（如，价格，合约），这就使得我们在经验上无法简单地从最大化的个体假定过度到社会领域的最大化。如果说，在鲁滨逊的一人社会，最大化的经验形态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鲁滨逊感知到的约束条件以及他自我设定的目标就是具体的、经验的，这一点不会因为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来陈述这个事实而改变，那么，在多人社会中，个体最大化的经验形态则恰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逻辑不可能，因为，除非假定存在着一个外在的主体，他可以将多人决策的约束条件和目标“整合”成一个人的，否则，我们将发现，虽然个体作为最大化者在严格的孤立个体行事的范围内可以经验化，超出这个范围，任何外在的研究者对它就没有办法了。

多人世界中个体的最大化决策无法具体地经验化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方法论难题，那就是，如果承认经济学应当以形式化的、数学的逻辑作为基础来加以建构，尤其是，如果接受最大化理性人作为基础性的理论假定，那么，这如何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社会的运作？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由于当时的人们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多人世界中个体的最大化决策无法具体经验化这个问题，因此，他们认为，存在着那么一个主体，通过搜集分散主体的决策信息，可以使一个社会按照严格的最大化要求来运作。这当然在今天已经知道是错误的，是基于理性的狂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已经充分理解了“从最大化理性人的形式逻辑出发来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中间涉及到的方法论难题，因为，毕竟今天大多数的人们还是在不加反思地在这个方向上“前进”着。

顺便说一下张五常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张五常对于理性人在现实中决策的约束条件/局限条件的强调具有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因为，它使得纯粹是逻辑命题的最大化行为者有了具体的经验内容，并且因此具有了经验上可以检验的意蕴。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张五常的那套方法看似可以适用于多人互动的场合，但实质上仍然是以孤立的个体决策为逻辑起点的，他人的行为或者政策在张五常的模型中都是作为个体决策的约束条件而被具体经验化的。鲁滨逊需要对外部约束条件作出反应，一个多人社会中的理性人当然也是如此。通过观察鲁滨逊的行为或者行为的社会后果，我们可以推测鲁滨逊行为的约束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类似地，在一个多人社会中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从这一点出发，我想，至少，我们是可以反思张五常的工作的性质，至少，我是怀疑，他的工作对于理解多人社会的运作可能并不是那么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