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Facebook的隐私设置发生改变，或一项技术把个人信息提供给新的受众，人们都高喊犯规。每一次他们的恳求似乎都被置若罔闻。

　　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在计算机世界，隐私保护常常通过访问控制来实现。但隐私保护不仅仅涉及控制访问，它还涉及理解一种社会背景，理解对信息究竟是如何被他人所传送和分享的。由于社会媒体成熟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把对隐私保护的深入理解，编码到我们的既有信息系统之中。

　　隐私保护并不是反对当众谈论。我们一直在公共场合进行私人谈话。坐在饭店里，我们会进行私密谈话，尽管我们知道服务员可能会偶然听到。我们所秉承的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提出的“礼貌的回避”（civil inattention）：人们会有礼貌地忽视我们，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加入谈话，因为这样做违背了社会规范。当然，假如很亲密的朋友坐在邻桌，一切都会改变。是否处在公共场合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当时的情境。

　　每当我们进行面对面谈话时，会在不同情境的基础上调整我们的交流，例如根据谁在场来调整我们话语的音量。我们会明确地议定隐私保护，比如直接讲明 “不要告诉任何人”，或者彼此之间心照不宣。有时这种方式会失效，朋友可能会在我们的背后说闲话或者没有理解我们所想表达的意思。这样的偶然事件让我们质疑自己对场合的误判或者对朋友的信赖度。

　　同样的原理可以应用于网络隐私的保护，但是会更加复杂一些。网络世界中的“数字墙”确实隔墙有耳：它们听、记录并分享我们的信息。像在Facebook或Twitter这样的社会网络环境中，在我们适当地交流之前，必须形成这样的意识：在网络的场合下，人们应如何分享信息。

　　当系统提供给我们的隐私保护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会单方面质疑系统，而不是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但当系统规则发生改变时，由于置换了我们在网络人际关系的背景和场合，如人们自己不主动适应的话，可能反而不利于网络隐私的保护。而在网络中，总会有一些拥有特权（或称缺乏道德规范）的少数人，他们可以成为所想的任何人，到达他们想要去的任何地方。

　　由于人们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社会媒体，软件提供的基于规范的隐私保护与人们直觉理解的隐私保护之间的失谐，将日益造成文化冲突和社会问题。但人们将不会放弃社会媒体，也不会让隐私保护消失。人们仍会尽更大的努力，创造出一个他们所理解的隐私保护空间，并维持其控制权，不管是通过使用化名，或是用“隐语”来交谈的方式。

　　与其强迫用户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社会软件，遵循人类本能的隐私交谈方式？另一方面，去隐私化的“阳光”在某些场合下是很有意义的事，但太多的“阳光”也会烤焦整个“地球”。我们希望创造一片森林，而不是一片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