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一个政治经济学视角







作者 价值中国网创办人、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客座研究员 林永青



本文为国务院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主编朱敏新书《转型的逻辑》推荐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持续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走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在新时代的十字路口，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声音不绝于耳。青年经济学者朱敏先生的这本书既是思想录，也是对话录，正在这个适当的时刻适时推出，作者通过自己广泛而且深刻的思考，以及与十几位国内各领域顶尖学者的对话，厘清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迷思，并努力为中国打开转型之门寻找钥匙。







朱敏最让我惊讶的一点是他的年轻：作为一位80后的青年学者、作为媒体人，朱敏的思考无疑比多数的同龄人、甚至比多数的上一代人都更为深刻、更具建设性。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媒体人的朱敏，都是一位理性和负责任的研究者和思想者，不似一群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却感情激动、观点偏激的“新左派”们或“新右派”们。







三重变奏下的转型之惑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度。一方面，中国保持了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等盛大活动，中国的高速铁路四通八达，神舟系列飞船上天。连一向傲慢的英国人也高呼中国将“统治”世界（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另一方面，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的幸福指数好像不高——中国面临着最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从三聚氰胺、地沟油、染色馒头到有毒大米，中国人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放心食用；中国进入最严峻的社会矛盾高发期，从暴力拆迁、校园血案到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的社会不满正愈演愈烈；中国上演着最惊人的贫富分化，统计数据显示，中国3%的家庭拥有50%以上的存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同时，中国还有数亿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下；85%的适龄青年买不起房、结不了婚，大量的留守儿童和老人留在农村无人照管，中国人不得不接受“被就业”、“被养老”、“被医保”等等各种奇谈怪论；中国面临着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地震、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在数量上和烈度上都屡屡刷新记录，越来越多的人死于癌症和各种传染病；中国正面临着最严峻的外部经济增长环境，中国人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中国面临着最严重的反倾销起诉和调查。







中国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上存在着三个致命的陷阱，上演着波诡云谲的三重变奏。其一、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跻身世界产业链的高端，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和服务业大国？或者中国沿着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老路走下去，最后被其他新兴国家所赶超，被发达国家所盘剥和围堵，成为彻头彻尾的打工国家。其二、政治体制改革与转型？中国能否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型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成为一个依法治国、公平竞争、朝气蓬勃的正常国家。中国社会最大的力量还是政府力量，必须体制改革先行，社会的统治阶层尊重社会正义，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才能遵守社会伦理；或者中国将权贵资本主义进行到底，无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最后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创新动力的丧失，失去了从外源性增长向内源性增长转变的宝贵机会，招致社会危机或者坍塌。其三、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能否改变“以GDP为纲”的发展哲学、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真正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存续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转型的制度维度







朱敏认为，面对种种困局，改变政治层面基于制度性强制、经济层面基于自愿、协商的“非兼容结构”，朝着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转型，走上真正的现代强国富民之路，渐成高层与社会各界的共识。







当前“十二五”规划所强调“转型”，更多是从经济结构层面的战略（路径）措施。而更为根本的制度（方向）层面的转型，并没有太多涉及。政府序列中，原来还有一个体制改革委员会，而今天只有一个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学界不少人戏称，“今天的发改委是只发展（GDP），不改革”。制度改革是中国社会在面对种种危机局面时，成功转型的关键，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更不是可以省略的。







制度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术语，既包括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主要表达两方面的思想：其一、社会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其二、国家集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利少弊多，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受到限制，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实施。（《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一轮危机之后，全世界对市场失灵和资本主义制度说得很多，然而，中国的情况更是市场经济还远未成熟。我们是否应当多关注一下政府失灵的问题？以布坎南、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灵的根源是宪法约束的失灵。政府行为必须要受宪法的有效制约。因为政治家首先是经济人，具有偏离公民利益，去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然倾向，而中国现有的决策规则和体制结构又为这种倾向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政府的各个部门，垄断性地掌握着合法暴力，很难对其进行宪法约束。务实一点说，真正意义上的权力的制衡是必要，无论是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还者西方“司法、行政、立法”的三权分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制衡是必须的。







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还有一个著名的“国家悖论”：国家是构成有效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有往往又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根源。简单地说，没有国家办不成事，但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当然，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几乎任何一套规则都好于无规则。——而国家是什么？好的规则又是什么？国家是一种“制度结构”，它的职能是生产和营销一种确定的社会“产品”，即安全和公正。国家作为制度本身，既然存在着悖论，那么悖论的解决，只能从系统之外、或者另一个层面寻找解决之道。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问题，只能通过宪法层面来解决。







制度创新始于知识创新……和行动！一个有效的制度，除了保证绝大多数公民的正义，还受另一个因素的影响：就是有效性。正如哈耶克所说的，人在自发秩序面前只拥有有限理性，可以认识、利用规律，但不能设计自我秩序，尤其不能“计划”一种秩序。规则源于传统，个人理性与人类漫长的历史实践相比，前者有限，后者无限并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各种规则系统。“计划”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信息和知识的有限性，以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







因此，任何的领域的知识都需要创新，这是任何领域社会进步的开始：英国当代社会学家鲍伯-雅索普，2003年曾撰文将他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认为“经济就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国家的作用就是平等地推动知识的商品化、和知识的整合，并且将知识发展成生产——无论是私人的、公共的，还是第三部门……”







另一方面，改变需要行动！“正是由于踏入未知，你才可能有知识”，这是哈耶克最早在《感知的秩序》里面说过的。“未知”这个词，在布坎南那里应该是“根本的和激进的无知”，相当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布坎南在诺贝尔获奖演说词中反复强调他的政治哲学最接近罗尔斯，只不过他强调的无知不再是罗尔斯的“无知的面纱”，而是“更厚的面纱”。这一创新行为，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奥地利学派定义——摸着石头过河，不走出第一步，就不可能知道关于第二步的各种新的可能性。这叫企业家创新。类似地，在制度层面，布坎南认为社会需要的是“宪法创新”。







普世价值和社会正义。与朱敏一样，我也深信普世价值——中国人或外国人，作为人来说，一点点哲学思考就可以得出一个常识性结论：人的共性肯定远大于个性。多数学者认为，符合基本人性与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须有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制度和体制作为保障。







个人遵循规则进行决定，诺贝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也认为，不是所有人都是出于自利的动机或规则才行动，公平、正义等伦理价值观也同样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决策。我们应当倡导的规则，是有可能让中国社会真正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黄亚生，2010）的规则。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在转型阶段，我们应当多讲普适，少讲特色；“特色”往往容易成为“特权”的借口。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有一个帕累托最优假设，就是“一致的同意”。这个全体一致的同意在威克塞尔和布坎南看来就是自由交换的“正义”前提，或者说合法性前提。缺了这个前提，某个政府或者权力交换的过程是不合法的。举例来说。多数情况下，如果说生产制造是经济问题，那么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就是政治问题，以权力来配置资源肯定无法导致“一致的同意”！







举例来说，谈到当前的“国进民退”存在的最大危险，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全国政协秘书长保育钧认为：科学发展也好，转变增长方式也好，核心问题是资源的配置问题。必须改变资源配置方式，要以市场来配置资源，不能以权力来配置资源。权力配置资源必然导致不公平竞争，导致腐败和低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行一系列政策层面的改革。不从政治体制入手，许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再如，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要靠民企，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民企解决了中国94%-95%的人口就业问题，从“以人为本”看，还有什么比公民的就业权、生存权更重要的事情呢？但是，为什么国企被称为“国有企业”，而私企只能称为“民营企业”，而不能称为“民有企业”？只能说，中国的公权力对民企的不公正随处可见。保育钧认为：“社会主义，谈了多少年，只谈主义不谈社会，欠账太多。不仅仅是经济上，在社会形态上连一些社会组织也没有多少地位，连工会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公有制’需要新的解释。应该用产权理论取代所有制理论。像农民目前对土地只有承包经营权，但是没有产权，没有土地证，就可能随时被征收。产权最终还是要还给农民，还给社会。”







著名法学家、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在本书访谈中强调：市场经济依然还是应该作为主流，如果连市场机制都没有，一切都由国家来分配资源，就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两者加在一起，能够正确反映整个市场经济法律的根本问题：还是应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首先要保障市场经济主体在发展中的自主性。在自主性实现的过程中，必定每个时期侧重点不一样。







客观地说，我们的社会离“以人为本”这个三百年前欧洲启蒙运动时代、一百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代”的普世理想还差得很远，举房地产市场为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福桓博士认为：“土地不是私人的，也不是政府的，而是全民的财产，所谓地价其实就是70年的地租；公共品的产权是政府的，公共品的价格是指目前房价中的税和配套费，实际上是70年的消费税和资产税；商品房的价格是指建房成本加平均利润，它的产权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政府的，还可以是全民的。本应该产权主体分立，土地、公共品和商品房分体流通。但是，现在三个产权主体不同的东西都是一次性出售，租、价、税合流……政府应该发展租赁市场。租不起房屋的政府补贴，产业工人根本不要买房子，挣到利润的人才买房子，才批复贷款，房价再高也不用管。政府只管租不起房子的人，政府要当最大的房东……属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给予补贴。”







知名金融学者陈志武，对于上述所有制和产权问题的解决方案建议是：将国有资产股份化，然后全民持股。就连号称制度上最像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在大声呼吁“产权社会化”：曾担任过英国布莱尔首相顾问的美国学者斯蒂芬-戴维斯也敦促西方政府，要让所有上市公司的“真正股东”拥有更多的权益，就是那些公积金和养老金的持有人们、就是那些几乎是全体公民的“被投资人”们。戴维斯说，要鼓励更像社会主义的“新资本家”和“新资本主义”的诞生。（《New Capitalist》，Stephen Davis）同样，我们必须时刻清醒，社会主义不是说自己“是”就是了的，还有大量的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的挑战等着前面。











转型的文化维度







2011年的今年是“辛亥百年”，而8年之后的2019年将是“五四百年”。穷尽一生奔走“共和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后，痛苦地发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专制思想和文化，是“革命成功”的最大障碍……他认为，中国近代革命起因于对先进文化的追求，而革命之成功又有赖于思想、文化的形成，“欧美近来的文化比我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化，才主张革命”。而要革命成功，必须文化开放，主张“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化采取开放态度”，也就是“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吸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振兴中华,既求“破坏之学问……革命理论”,又求“建设之学问”大凡一个国家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可以放弃”……（孙中山晚年经常把新文化的构建，看成是中国的道德文化加西方物质文化，这就过于主观化和简单化了）







“德先生”安内和“赛先生”攘外。朱敏在本书的开始，正确地将文化启蒙作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与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按照内部发育的正常逻辑按部就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外部强大刺激下的一种突然变异。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表现为市民社会的缺失、制度规范的缺位和道德文化的滞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带有很强的被动性、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今天的中国学者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五四时期，中国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包括孙中山在内，百年前不少致力于中国近代化启蒙的知识分子或革命者们，如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等人，经过痛苦的思考和呐喊，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异，不是种族特色上的差异，而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即：中国文明还未进入更关注个人独立和平等的近现代社会。这也是从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能够得出的一个基础结论。







到今天，中国还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最希望请进来的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至今并未真正登堂入室。“李约瑟悖论”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理性，因此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反思百年后今天的现实，我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民主是一体两面的，科学主要讲如何创造，而民主主要讲如何分配；没有科学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中国要突破转型陷阱，恐怕很难离开这两位先生，还是要恶补民主和科学这两门课程。







就在几天前，中国发生了两件有意思的事情，看起来毫无关联，却不由地让人浮想联翩。第一个事情是国务院专门召开三峡工程善后工作会议，解决三峡工程带来的隐患。三峡工程在上马的时候就遭到了空前激烈的反对声音，在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时，赞成率只有60%多，现在，当长江流域出现旱涝急转的气候时，反对的声音再次高涨。第二件事情是南方科大40多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打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的高校教育制度。这两个事例恰恰反映了中国创新力不足的死穴。前者反映了中国权力对知识、对科学精神的傲慢，后者反映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高校教育制度的落后和不人性。







反观美国社会，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都是哈佛大学的辍学生，但他们都创建了最伟大的企业，并成为他们时代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主要的原因肯定不只是因为他们“胆子大”，而是因为美国的制度鼓励冒险，冒险的人生成本也相对低得多。而在我们的国家，国有企业的垄断扼杀了社会的创新能力，无数的中小企业家只能像干涸的河床上的小鱼那样无助的挣扎。中国要崛起，必须尊重科学精神、尊重知识分子。通过科学技术创新，通过无数中小企业家的发展壮大来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即以赛先生攘外。







同时，中国还需要以德先生安内。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期，大多数中国人还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那么今天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了大小权贵的私人财富。大多数人在高房价、高物价、高通胀、低工资的漩涡中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在这种状况下，基本生存尚存问题，何来有尊严的生活？要改变这种现状，从根本上要解决几个问题。在这本书中，朱敏先生与诸位知名学者展开了深入讨论：那就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应该如何划分？宪政民主和政治改革如何推进？人本主义和社会价值如何重建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改革起来殊为不易，要想获得成功，第一需要政府有极大的决心和耐心，第二需要巧妙地借用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第三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手法。但是无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有多难，历史的潮流毕竟不可阻遏，只是谁也无法准确预测将会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发生。







一个相关话题：问题和主义。朱敏在书中重提“问题和主义”之争，我尝试作一回答：其一、主义之争可能不存在了，如果我们都认同普世价值观就是基本结论；其二、“问题和主义”之争呢？什么是问题呢？限于篇幅，我简单地作一结论：大量的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都倾向于得出这个结论——“思维的方式决定了思维的内容”。讨论“问题”，实质是讨论“方法”。而我所崇尚的方法论，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哲学研究方法，将社会（整体）的发展看作是许多个人的聚集，以此解读和研究许多问题。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整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加起来的总合”。（值得注意的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不一定代表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尽管许多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学者，如哈耶克和波普尔也都是政治个人主义的支持者。）政治上的“集体主义”、以及打着“集体主义旗号”的各种形式的虚伪或伪善，让我们的社会吃了太多的苦头！——应当真正从社会个人的平等、权益、自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具有现实的普世意义。



实用主义哲学家古德曼等人强调： “与其说世界是被发现的，不如说世界是被构造的”。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看，也不难认清一个事实：大多数政治中的文化观念或者意识形态，都是因为特定的目的而人为建构的（《Cultural Politics》，大卫-赫尔德 主编），这也是约瑟夫-奈等人所谓的“软实力”的存在。文化的改变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政治文化的转变却相对容易和快速得多，这也是为什么从文化维度，我们还有针对中国社会转型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改革共识与增量善治







达成共识，经常是一件困难且奢侈的事情。虽然人类长了两只耳朵，一张嘴，但人们常常说的比听的多。比如，前一段很多人热议，中国“崛起”了，我们要用“北京共识”取代以往的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华盛顿共识”……问题是，这两个“共识”所讨论的根本不是同一范畴的事情，无从讨论谁取代谁。——又是一个理性缺失的问题。







客观地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第一，首先是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路线起初是想以政治体制改革入手，获得突破以后再开展经济体制改革。遇到政治阻力以后才改变策略，先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然后再考虑政治体制改革。这就造成了一种最奇怪的组合：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组合，它也意味着改革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没有完成的任务后来的政治家还是要完成的。第二个就是既得利益的阻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会得到大多数底层民众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关键是政治家的决心有多大，政治智慧是否足够。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共识问题。不久前，社会上曾经就普世价值开展了激烈的交锋。我个人认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还是需要有普世价值的，或者至少是共识。我们也相信中央政府的决策层在几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比如民生问题，比如环境保护问题，比如转型问题等等。当前很多问题，例如房价问题、通胀问题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一旦中国的执政集团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和谅解，为了根本长远的利益，改革还是有望继续推进下去的。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政治智慧。改革开放初期，个人经营是不允许的，当时雇佣5个工人就算剥削，是要坐牢的。邓小平解决了公有私有的问题。后来，企业家虽然不用冒着坐牢的风险了，但是政治地位仍然很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新的社会阶层吸纳进党内，也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一些企业家也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是技术知识型官员。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进展缓慢，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值得期待的。当前急需解决的就是权力的监督和制衡问题。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媒体开放是可以做的，舆论和报禁应该放开，只有包容不同的声音，真正的争论才有可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另外，高层的党内民主和县级选举也是可能的。在其他领域，例如金融开放、垄断行业开放都可以一步一步地推进。当然，今天的中国也不乏个别地方探索出来的成功的经验。例如医改方面的“高州经验”、南方科大的教改等等，都是有益的尝试，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广。







有些人经常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带领着这么多人口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但是我认为不管现代化的过程多么复杂，目标和方向至少是清晰的。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建设一个普惠13亿民众的现代化国家，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遵循自由、民主、公平、生态的价值观念，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能达成共识的。这也是朱敏先生编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作者书中对话的十多位学者分享了各自的深思熟虑：其中，有对中长期发展趋势的研判，有对金融、民生问题的思考，有对国企、房产等微观领域的关注，有对文化信仰的忧思……大家所谈虽各有侧重，却无不是基于对普遍人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内在需求的尊重，孜孜不倦地为当代中国寻找转型之钥。



结语：延伸思考







谈到制度改革，我不赞同民粹主义、也不赞同精英主义；我不赞同完全的自由主义、也不赞同极左派，我只是从常识上更相信普世价值。比如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与《正义论》作者、政治学者罗尔斯不同，他对于政治平等规范的要求更为彻底，他反对西方社会在当代民主中更关注的是平等的底线而不是平等的上限，因为高智商的社会精英是没有上限的。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与西方当然不同，但是，我坚持相信不同民族或国家所具有的人类普世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的差异或特色。对于西方的思想，可以反对、可以批判，但一定要真正地思考！——哈贝马斯强调，一个好的制度，应当让个人的能力去超越资源、超越程序机会，从而扩大政治权利和自由：根据自由来定义平等，可以减少冲突；比如，信息和知识是人们可以共享的资源，信息的不平等分配不会违背协商中的政治平等……当代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认为，以美国为例，新自由主义之后的体制有三种可能的形式:第一种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社团形式的资本主义，主要特征是政府管制金融体系，劳资关系的制度保持与新自由主义时一致,国家将对能促进牟利的领域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投资；第二种是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主要特征是工会运动更强大，迫使大企业愿意对劳动力进行议价；第三种是（欧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最近和新儒学大师成中英先生有过一次近距离交流，我向成先生求教：世界正在进入大融合的“第二次轴心时代”。西方文明的世界贡献我们都很熟悉：比如，科学理性、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等，那么中国文化在现时代能够向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成先生的哲学回答是：道德精神……更具体一些，我愿意从朱敏书中对汉朝和唐朝历史事实的引用中，去找到这个答案：就是开放和包容的价值取向……中国转型问题的规模之大、存在问题之多，的确绝无尽有，但我并不认为在理论方向上是多么大的一个难题：无论是普世价值，还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其实都是以不同的表述说了同一件事：人类一直在追求一个更自由、更平等、更包容的世界……







行文至此，已近尾声。近日美国前国务卿、世界知名政治家基辛格博士访华，此行主要目的，是为记念他的中美建交“破冰之旅”四十周年，和他的新书《On China》中文版发布。我有幸作为代表参加了基辛格博士的早餐会，我向他发问时想到前文的“问题和主义”之争：“多数人认为您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家，我更关注您作为知名政治学者的身份，今天的世界格局，我认为深入讨论方法论（Methodology）的差异，比讨论意识形态（Ideology）的差异重要得多。您的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的方法论是什么？”基辛格博士回答：“我们正处在一个机会和灾难并存的关节点上，改善世界发展趋势的方法论就是，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找到平衡……”他在新作《在中国》的结尾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话：“人类永久的和平的实现，来自于两条道路：人类自身的远见；或者因为人类遭遇了巨大冲突或灾难，而没有了其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