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随时会面临变革，企业也随时都面临变革。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机构，在变革这件事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任何变革都不单纯是方案优劣的问题，而需要有更多的因素的协同性的，毕竟功夫在诗外，比如在企业变革的时候，投资、决策、运营、人性之类的，都是需要涉足的。

 

在西方在两（多）党竞选并轮流执政的政体中，各领风骚三五年，在类似英国、荷兰那样保留君主的国家，君主通过议会表达其意志。而议会有上院代表王权，下院代表百姓，或者众议院代表民众，参议院代表国家（君主）。

执政者竞争上岗，其执政理念与执政方略，都要符合相对历史阶段下的民意，并为王权（或者国家）效忠，为百姓造福，得到相应的选票，由于政治前途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每一天都是如坐针毡、如履薄冰。

在美国那样以国会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情况下，就受到国会的监督。政府班子的执政思路形成议案，供国会审批，并立法或者否决、然后通过国家机器负责监督，在西方那样的“三权分立”机制之下，也就很容易形成彼此制约的竞争环境。

 

反观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由于是嫡长子继承制以及绝对权威意义中的集权，决策者通常都是皇帝（或者天子）与诸侯个人，所以变革的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王权的意志。民意通常都是忽略不计的。

主导变革的领袖，就需要讨好最高统治者，并首先引导并维持住王权的态度，让最高统治者能充分授权并全力支持自己的改革设想。

支持改革首先就对作为王权控制者的帝王有具体的要求。比如最高统治者必须首先有野心，不安于现状；其次要有目标，清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第三是要有忧患意识，有周围各种力量的竞争与残酷掠夺；自己很想改变祖宗之法，然后才会如秦孝公那样，不惜用“与之分国”的方式去招贤。

 

如果仅仅关注管理的方法与制度，案例之类的内容，就成了术术之谈了，那样即使变革，也只会成为韩昭侯与申不害，至少永远成为不了秦孝公和商鞅。

韩昭侯不可谓不聪明，申不害远不如韩非那般有才学，更比不上商鞅的谋略，韩昭侯仅仅把申不害的本事用来进行吏治整顿，都是用来对人才的防范了。

对于鼠目寸光的人，即使是面对经天纬地之才，学到的也仅仅是匠的思维，所以任何大师级的人物都是一种浪费。

 

所谓变革也仅仅是用重新的方式更多地获取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东西。变革的本质，也无非就是在搜刮民财方面变一个手腕罢了。

但事实是很多变法，比如先秦的申不害变法，李悝变法、都受制于当时的国王水准，而没有充分发挥，那些诸侯们更注重的是细节，注重模仿，以学生的姿态去请教，却又对其严加防范，深切提防，生怕其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地不服管教，或者是把自己的国家这辆“战车”带到不知道什么地方。

国王对臣子的防范本身就是君主缺乏自信力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当自己目标清晰的时候，任何力量都会给自己提供支撑，任何阻碍都会主动让出一条宽阔的大道。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则由于楚悼王在重用他的时候，已经是晚年了，所以最终吴起在楚悼王去世之后被乱箭射死，，虽然如此依然难以抹杀其历史的功绩。吴起在楚国废除世卿世禄，“封君之子孙，三代而收俸禄”，这个奠定了中国式家族“富不过三代”的基础，然后商鞅在秦国用军功爵制将其进一步确定。

吴起在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的局面下，可以做到削弱贵族的力量，整顿吏治，依靠奖励耕战而积累楚国的实力，广开土地以增加楚地的粮食收成，为楚国成为“合纵则楚王”的实力奠定基础，连秦国的相国蔡泽都称赞其“兵震天下，威服诸侯”。

 

王权关注的是目标与最终的结果，相权关注的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这之间有协作，但更多的是矛盾，因为相权失控就会危及自己的权威统治，所以国君与主政的相国之间是不会有长期的信任的。

不管是将相之间的矛盾，王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甚至包括变法派内部的协调、权力之争以及相应的内讧，而由于都要讨好皇室，巴结上层，都要尽量让自己爬得更高，更多的是这些都是导致变法短期之内就夭折的重要因素。

其中改革变法的政策是途径，试点是方法，用人是团队建设，业绩考核的标准是能否做到富国强兵，是否可以做到国库充盈与国泰民安。

任何改革变法核心都需要王权与相权的充分统一，和谐相处，更多的是目标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在缺乏基本信任的前提下，王权是不可能授权的，即使授权也仅仅是暂时的，试探性的。所以这就导致了中国历来的变法通常都是短命的。

 

要说服国君，就必须自己先做出功绩给君王看。那些没有取得功绩的人，或者即使有功绩而没能坚持下来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应该责备他们。

因为改革者们所取得的成就，自己个人的内因只占有相当微小的部分，更多的是一己之力所难以控制的，比如团队、竞争对手、上级领导、百姓甚至是那些无形的力量，诸如健康问题，家庭状况问题。

其实任何王权之外的人，不管是言官幕僚之类的以提意见建议为己任的人，还是文臣武将或者封疆大吏之类的有定夺之权的人，都是希望通过政绩来证明“我能”，然后得到上级的更多信任与授权，然后做出更大的成就以青史留名。改革者不单纯是有意愿、有能力就足够的，还需要有相应的牺牲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执行中的变通与艺术谋略的问题。

张居正就是由于父亲去世而使得万历新政在执行过程中平添了很多变故，几近夭折。王安石是由于自己信任的吕慧卿对自己发难而使得反对派势力占上风。商鞅变法是由于秦孝公身故而不得不终止，戊戌变法则仅仅由于光绪与慈禧，康有为与袁世凯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导致最终失败。

 

综合来看，中国历史上改革变法短命之原因很多，有机制导致的、有君主的局限，更有各方面力量之间的矛盾与博弈所导致的，其中君主个人之力、变法者或者其家人的健康因素都是偶然的，机制的制约以及各方面力量之间的矛盾与博弈是必然的。

作为变革的提出与执行者，即使你有再强大而权威的后盾，都难以取得任何一点进展。

 

贾春宝

2011年12月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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