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指出：通过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分肥，在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不下于500多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们构成了今天中国政治经济的主体。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究竟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彻底完全的民主？还是先在这些精英和特殊利益集团中建立游戏规则？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已经在《他山之石》一文中做出了解答：在中国现阶段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而更倾向于实行由精英组成的循序渐进的代议制间接民主。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在这些精英和特殊利益集团中建立游戏规则。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影响整个中国走向的主体。譬如在一个企业中，使企业出现更新缓慢问题的往往是跟随老板创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于企业的老板通过子承父业的方式传承并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然而放到整个社会来看，资源没有流动起来，企业家通过父传子的方式，将一部分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集中在了自己的家族中。一大批单个的人如此，便又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或者社会群体，逐渐形成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社会资源集中在某个社会阶层或者社会群体中，而这些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流动性是很差的，其他阶层的人很难才能进入占有社会资源的阶层。即社会资源的相对固定地集中在某个社会阶层中，而社会阶层也是相对固定地维持着它的组成人员，这两个固定将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成为社会问题，甚至产生阶层对立。

事实上，现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典型的例子是日本。近几届的日本内阁，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政治世家，而作为日本政坛顶端的首相职位，更是如此。平成时代从宇野宗佑至菅直人的15位日本首相中，父辈没有担任过国会议员的仅有5人，这5人中又有2人出身富商家庭，真正属于平民的仅有海部俊树、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菅直人3位。从村山富市1996年下台后，直到2010年才重新出现平民出身的首相，时隔14年。也就是说，这14年间的9位首相仅有1位是平民出身，平民子弟想登上这个宝座的难度可见一斑。这种世家政治已经在日本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日本，也不是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然而，政治家因为掌握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而且，与经济、学术等其他领域相比，对政治领域的资源分配进行限制更具有合理性。我们不能立法禁止企业家把他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女，也不能阻止一个教育家的子女受到来自于家庭的更好的教育，相比之下，要求一位官员不得任用他的子女担任高级官员则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因此，建立这些既有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游戏规则应该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进一步民主化的基础。

这些游戏规则当然很多，我们不妨先就首先就资深官员自身的退出机制来看个究竟。

所谓资深官员的退出机制即指这些资深官员让出其职位和权力，交给其他更年轻的官员。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范例，就是邓小平在十二大的时候提出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

中顾委正式设立于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上，其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中顾委的存在，就是形成一种资深官员的退出机制，并且这种退出时渐进式的，资深官员退出中央委员会后，仍然可以通过建议、咨询等方式发挥作用。应该说，中顾委的设立，达到了既解决中央委员会的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使许多更年轻、更具有活力的干部补充到了中央委员会中，又同时发挥了资深官员的余热，让这些在行政、党务等的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同志得以把他们的经验传承下去。

除了中顾委，其他国家和政党也有类似的办法来解决资深官员自身退出的问题。例如中国国民党在1950年即设立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安置退出其政权部门的资深党员。对于有明确的任期限制的官员，这类机构则主要不是为了解决资深官员的退出问题，而更多的侧重于让他们退出后仍能为政权发挥作用。例如韩国在宪法第九十条规定有国家元老咨询会议，由包括前总统在内的国家元老组成，答复现任总统有关日常的国家行政事务的咨询。

与资深官员自身的退出机制相比，各国对资深官员后代的退出机制都几乎没有涉及。这是因为，资深官员自身退出机制，是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及西方选举制的主流政治理念所相适应的；而资深官员后代的退出机制，且不说政策制定者自身是否愿意推行，单是这一机制本身，稍一不慎便会构成另一种公民歧视——对资深官员后代的歧视，侵害官员任用和选举的公平性，而这本身也是与主流的政治理念相悖的。

对此，一个国家的机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这就是英国的贵族院。

英国贵族院是英国的议会上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343年。贵族院的议员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具有贵族身份的人员当然担任。《1999年贵族院法案》通过之前，英国贵族院有议员超过1000人，在全世界的议会中仅有中国的全国人大的议员（代表）人数超过它（但是中国人口是英国的21倍）。这些贵族院议员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世袭贵族，包括历代英王册封的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这些爵位可以通过父传子的方式世袭，许多英国王室成员亦会被册封各类的爵位以取得世袭贵族的地位；二是终身贵族，这是依据1958年的《终身贵族法案》而设立的爵位，终身贵族相当于男爵，但是不能继承，几乎历任英国前首相都会被册封为终身贵族，一些首相希望任命为内阁大臣、但是又不是下议院议员的人选，也会通过由英王授予终身贵族而获得议员身份；三是俗称为“司法贵族”的法官们，在《2005年宪政革新法案》通过以前，贵族院一直承担者英国最高法院的职能，而这一职能主要由这些司法贵族行使；四是宗教贵族，包括五名大主教和21名教区主教，他们是英国圣公会的代表。

在上述的四个部分中，人数最多的是世袭贵族，根据有关数据，《1999年贵族院法案》通过后，使得1295名贵族院议员中的759名世袭贵族失去贵族院议席。这近八百名世袭贵族，承袭最久远的可以追溯到13世纪，绝大多数的爵位是在19世纪以前册封的，这些贵族家族中的长子，一出生便天然地具有了贵族身份，年满21岁后便可以当然地进入贵族院成为议员。从这一点来看，这也的确是极不公平的，因此英国不少政客和民众都呼吁废除掉贵族院，让英国的议会回归公平。

但许多问题，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便会发现贵族院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那就是它在解决资深官员后代的退出机制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各方都容易接受的方案。

如前所述，当资深官员或者商界巨子的子弟，如果要进入政界，他们将比平民具有更大的优势，尤其是掌握了人事权的资深官员，稍一不慎便会把“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以父传子、子传孙，或者变相的父传子、子传孙的方式，把政治遗产传承下去。因此，这貌似的公平，其实恰恰是一种变相的不公平，因为实际上平民子弟和精英子弟的起跑线是并不一样的。一个精英子弟参加竞选，他可以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或者有深厚的人脉可以调动，至少“他是某某的儿子”也是一种能吸引广大选民目光的噱头；这一切，平民子弟都没有，要他们和拥有这些优势的精英子弟同台竞选，看似公平，实际上平民子弟永远都是在吃亏。

而存在贵族院的时候，却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的贵族们大多都是自幼受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父母作为贵族院的议员，在政坛有广泛而深厚的人脉，而且他们自幼便受到政治氛围的熏陶，对政治运作可谓驾熟就轻。这些贵族子弟倘若和平民子弟同台竞选，就胜算而言，大多数平民子弟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根据英国的选举制度，贵族因为可以进入贵族院成为议员，所以他们是不能被选举为下议院的议员的。也就是说，贵族院的存在，令贵族子弟没有资格和平民子弟同台竞选。不仅如此，贵族们甚至连下议院选举的投票权也没有，也就是说，他们被完全地排除在了英国选举政治以外。

贵族院中不仅有几个世纪以来的世家子弟，现代英国政府的出众政治家也有可能通过被册封为终身贵族甚至世袭贵族而进入贵族院。二战后的英国首相中，撒切尔夫人、卡拉汉、威尔逊、道格拉斯-休姆等在卸任后都获封终身贵族，更早的艾德礼、艾登、麦克美仑等甚至被册封为世袭贵族，梅杰在2001年本也可以获得终身贵族的头衔，但被他婉拒了。可见，贵族院同时也起到了类似于中顾委的资深官员自身退出机制的作用。而那些被册封为世袭贵族的首相，他们的后代也将不能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参与下议院的竞选，这使得他们父辈留下的政治资产并不会对其他平民子弟参与竞选构成威胁。

贵族院之所以受到英国从下院议员到普通民众的不断诟病，实际上和贵族院议员们的贵族身份有关。许多普通民众可以接受的事情，如果放到贵族身上，则会变得不可接受。这恰恰说明民众对贵族们的道德要求更为严格。因此，如果对这些精英子弟在道德上附加更多的义务，对社会稳定而言是有好处的。

除了政治精英外，贵族院大量的终身贵族中，还包括各行各业的精英，例如商界巨子、文化和科技界的名人等。这使得一方面，贵族院中集中了各界精英，可以成为政府的一个高级智囊团（可惜英国历届政府从没有这么看过），另一方面，也对政治精英以外的其他行业精英的子弟参加下院选举加以了一定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这个庞大的贵族院的权力非常有限，他们不可以否决下议院的提案，对正常的选举政治并不会附加什么干扰，与下议院所具有的权力而言，这些衔着金汤匙出生的贵族子弟们，其实并没有因此获得太大的政治权力。而且，所有的贵族都是不发工资，仅仅参加一天贵族院的公务才发一天的车马费，这比每位6万多英镑年薪外加13万英镑津贴的下议院议员来说，开支可以说要少得多了。

试想一下，不用付出多少薪水，就可以让政治精英的子弟们放弃与平民子弟竞选，转而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即便他们不赞同的议案也不能否决，而只能最长搁置十二个月，并且他们需要恪守比下议院议员更为严格的道德责任，更重要的是，这些政治精英的子弟们对此项安排还感觉非常满意，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不过，这项制度的好处显然并未被英国的政府和民众所广泛认识，人们只把目光聚集在那些贵族子弟们偶然见诸报端的不端行为，进而对贵族制度加以抨击。《1999年贵族院法案》和《2005年宪政革新法案》对贵族院制度进行了近乎于根本性的变革，2010年初，工党政府甚至宣布将在年内推动改革，将贵族院改造为一个类似于美国参议院的全部由选民直选的议会上院，所幸不久即发生政党轮替，使这项等同于废除贵族院制度的改革没有付诸实施。

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机构体制，议会上院由选民直选的并不在少数，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起到贵族院所起到的效果的体制。或许终有一天，贵族院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它作为一个解决资深官员退出机制的模板，应当留给世人以启发。

如果我们能从统治者自身建立游戏规则入手，先解决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序，则通过圆心辐射，整个国家的民主——哪怕是间接的——也就可以期待了：所谓中心突破，带动全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