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延续数十年的三峡工程利弊之争再度发酵，5月26日凤凰网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卢耀如认为“三峡后续规划再投1700亿也不算多”，且后期规划的重点将放在地质灾害处理、库区生态以及移民问题上，并期待设立长效基金培育地质灾害处理机制。回忆持续多年的建坝争议，年至80的卢耀如说：“国家决定修的，就是持反对（意见）也没有用，只能积极地出谋献策…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科技人员的良知。”

作为科学家，本着科学精神发言，也就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果发言，是科学家的基本操守和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如果你掺进了别的东西，真理就远离你而去。科学家掺进科学研究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无论在道德上、政治上多么具有合法性，一定会与真理背道而驰。这位院士说“国家决定修的，就是持反对也没有用。”指出错误（不管有用没用），还是为错误事后弥补，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后者决不是科学精神，而是国家崇拜下的扭曲，是真理服从于国家（政治)。当真理不是科学家的首要追求以后，科学论证的不再是真理，而是一时一地的国家需要。长期看来，是科学家们无条件对真理的追求最终造福于国家和全人类。

实际上，1978以后，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实事求是说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而在这个领域，科学家们公开宣称自己的研究服从于国家需要而不是服从于真理。后果是双重的，中国人被科学神殿放逐，同时也站在了道德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