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因地震而造成核泄漏”与“碘盐能防止核辐射”两条信息通过各种手段传入不特定人群时，作为人群中某一个接受刺激的个体，便要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活动与行为活动了。这是抢盐风潮爆发前的微观场景：个人根据自身的经验做出或快或慢的反应，进而与力所能及的为自己所关心的社会发生关系。家庭中、工作时、学校里，这些我们离不开的场景中，即将或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交流。个体性的抢盐行动就这样经过人的认识以及由认识指引下的行动而发生了。个体的抢盐行动在短暂时段内同时出现时，便成为了群体性的突发性抢盐事件。突发事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引发了种种后果而进入了公众议程，被公众加以关注和讨论；然后，由于该问题自身的特殊性（先前从未发生过）、重要性（关系到社会稳定）、严重性（造成了种种不利影响）以及迫切性（发展迅速且规模较大）等，引起了政府决策者的关注，由公众议程进入政府议程，最后成为政策问题。政府通过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分析，公共政策方案的制定与执行对这一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事实表明，政府的决策快速而有效，平息了这一场突发事件。社会便要对这一系列事情做出评价。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作为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名学生，便应当关注时事，运用所学知识做出评断。这一时事的事实性分析已经总结如上，但蕴含于事实中的价值却是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本文将从价值角度进行分析。
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体，它的作用是传递客观信息，但信息自身的价值要依靠接收者的需求来决定。可以说，媒体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传递信息，而是将传递信息作为手段，达到盈利的目的。这种信息便主动的包含了价值选取。他们的策略便是假想自己为接收者，来窥探接受者的需求。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迎合接受者需求时应当有底线。为了博得听众而肆意猜想的“事实”往往令无暇调查的人信以为真，这无异于玩火自焚。核辐射“可能”对中国造成影响，这种表述，以讹传讹之后就是中国“必然”会遭受核辐射。然而现代社会的我们需要媒体的信息，问题的关键不在媒体，而在我们自身。
媒体的信息无论如何天花乱坠，如何扑朔迷离，我们自己的内心始终都应当有个标尺。信息无论如何，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终究会涌来；作为客观的信息，它起作用了，无非是我们在它的影响下起作用了。在当下的物质社会，何尝不是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我们自诩的文明，其实是一种与过去相比的自大的产物。看看那些争抢的场景，就足以了解何谓自然状态了。面对着辐射对生存的威胁，个体，或团结起来的家庭，互不信任，他们为的是碘盐，反而得到的是无序；严格来看，这无非就是如下逻辑来临前的序幕：他们为的是生存，反而得到的是死亡。消极的自由在这里横行。任何寄希望于个人的理性便能阻止这一切发生的愿望都是白日梦，因为他人的不理性足以令我们胆战心惊，我们不得不战斗。看吧，最为理性的人内心最为理性，他的行为却最不理性。
然而，随着人类理性的历史的发展，社会契约的观念深入现代人的内心，由此而组织起来的政府，便成为了积极自由的实施者。这种积极的自由是秩序对消极自由的管制。现代自由主义所坚持的“积极自由”观念的基本假设是：个人能力的不足阻碍着个人自由的实现，而提高个人能力绝非个人所能；现代社会非常复杂，好多事情关系到整个社会，根本不是个人所能办到的。抢盐事件就是最佳实例，政府正确高效的手段避免了人们别无选择的局面，它为人民实现自由提供了基本保障，甚至进一步，政府成了人民幸福和福利的创造者。
当我们这样思考时，我们便会少一些愤懑：政府与压迫同时存在时，其实不是因为政府的存在压迫才存在，而是由于政府的存在尚不完善，才使得压迫存在。短视的人会因压迫而渴望无政府，但是，一旦他们失去政府，他们便被恐惧压迫。个体的理性在政府的存在下才能大放异彩，政府的完善在理性的努力下才能真正实现。这或许才是“崎岖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