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事评论挣脱狭隘的宣传体制和传统介质的束缚而回归公共性之后,它就很容易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大剧
时评:让新闻事件滚动起来
▲ 中国的公共舆论场,通过互联网,早就降生了一个以公民言说为灵魂的虚拟的公民社会。这个虚拟的公民社会通过都市,通过几乎所有市场化时政媒体,逐步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卡斯柏·约斯特说:“新闻是报纸的身躯,而社论则是报纸的灵魂。”
新闻评论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发议论,讲道理,直接发表意见的文体。而这一文体,在21世纪头十年里,驾驭着互联网这匹快马,开始走进大众生活,并日益影响着社会,影响着经济,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未来。
“调查报道渐趋衰落之后,时评开始繁荣。当下社会问题丛生,大众急需判断,时评的横空出世,适应了思想市场的这个强烈需求,但其锋芒所指,远不如调查报道那样具体,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有限,因而还有一点点空间。别小看这一点点空间。它就像盐,有没有可是质的差别……只凭借一点点空间,就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大剧。”2010年10月15日,《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在给《凤凰周刊》十周年特辑撰写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新闻评论回归公共性
中国的新闻评论曾经有过辉煌。
伴随着近代报刊的产生,新闻评论进入中国。上世纪初叶,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救国运动蓬勃开展,我国报界进入一个以政论为主的发展时期。作为政党的舆论力量,以政论为主的报纸成为革命的火焰,给当时的黑暗中国昭示着光明和希望。
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的《庶民的胜利》、《晨报·自由论坛》的《战后之世界潮流》,是我国报刊史上出现最早的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分析时事的政论代表作。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成了我国又一位有影响的新文化与新思潮的传播者。在这一历史时期,著名评论人邹韬奋、张季鸾也留下了许多政论名篇。
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评论事业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报及其新闻评论被推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在中国新闻评论史上开始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
直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都市报的兴起,我国的新闻评论再次回到公共话题,开始了新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而中国新闻评论这三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显著和巨大。首先是从报刊评论‘一枝独秀’,到广播、电视、网络评论并存共荣;其次是从传统评论体裁的继承与创新,到体现不同媒体特征的新兴评论样式;第三是意见表达者也由媒体和精英向普通公民扩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涂光晋如是总结新时期新闻评论的发展。
姚中秋,独立学者,主要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中国治理秩序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今年已经四十出头的姚中秋曾经在北京一家报社做编辑,在编辑工作之余,从练习写评论,逐渐爱上了评论这一文体,到最后竟发展到一天不写评论就好像丢了什么似的。六年前,他索性辞职在家搞研究,并以“秋风”为笔名大量撰写新闻评论。在《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经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从自由、法治、宪政的立场,理性地探究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
萧瀚本名叶菁,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2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师从钱明星教授攻读民商法硕士。硕士毕业后,萧瀚任职于茅于轼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财经》杂志法律顾问。那时天则刚创办“中评网”,萧瀚的名字随着大量的时评开始为人所熟知。这些时评出现在历次公共事件中:孙志刚事件、刘涌案、黄静案、佘祥林案。“非典”肆虐期间,更是几乎每天一篇时评,引人关注。2008年1月,因“杨帆门”事件中批评杨帆的师道观念而提出辞职,引发讨论。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挽留下留校。作为体制内的年轻学人,萧瀚的文笔犀利,见解独特,拥有大批青年读者。
姚中秋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认为,对社会最有建设性的就是时评,但新中国前五十年没有时评,有的只是官方评论和杂文。杂文虽然也有一定的批判性,但作者通常都是文学人,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并进行辛辣的讽刺。随着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成为显学,以及媒体的发展变化,新闻评论回归公共性,一批受过社会科学训练并关注制度建设的学者成为评论的作者,真正意义上的时评才登上舆论舞台。
当然,中产阶层的发展和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也是中国时评市场日益广阔的基础。
弥补新闻调查之不能
《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是中国近年来最著名的批评性报道记者之一,被业界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近年来先后推出《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一系列批评性深度调查。
说起新闻评论对舆论监督的推动作用时,王克勤很兴奋:“评论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我报道山西疫苗事件后,《南方都市报》发了六篇系列评论,《新京报》发了三篇评论,加上其他媒体发表的评论,有力地促进了事件的进展。当然,舆论的力量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公权力的重视。”
事实上,新闻调查只是通过事实揭示真相,但造成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还需要评论提供。另外,媒体越来越感觉到,在许多时候,报道事实只能一次两次,要想让个案发酵成全国性的公共事件,促使政府更快地解决问题,就要有大量的评论跟进。
最典型的要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身上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派出所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因孙志刚自称有心脏病,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
这一事件被《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公民借助于媒体的力量,关注事件进程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公民权利的关注。一些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纷纷撰文发表评论,有的痛诟国家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执法方式简单粗暴,有的批判存在了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弊端所在,有的质疑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有的指出中国违宪审查的缺失。这些声音,如一条条河流逐渐汇集在了一起,很快形成了澎湃的巨浪,在唤起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同时,在实质意义上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并最终推动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
在最近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凤凰少女坠亡事件”中,活跃在中国时评界的评论员们和各家媒体联手,同样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舆论高潮。不仅都市报和网络纷纷发表评论予以关注和追问,就连《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评论的行列。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时评《“围堵”无助化解矛盾》,直指宜黄官员“把民众当对手,把维稳大局‘地方化’乃至‘个人化’,并以此排斥司法救济、干预媒体监督”。10月1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署名评论《值得警思的“强拆论”》,批评宜黄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言论。而央视“新闻1+1”也做了《宜黄问责,不是句号》,对江西省对宜黄县责任官员的处理及时进行了评价。
当然,新闻评论也不是没有无奈。姚中秋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在北京一家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关注人大制度改革的评论,后来就得到消息说上面要求不要再发了。
公民评论与公共舆论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喜看新意见阶层崛起》,对于互联网言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希望。
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无所谓新意见群体。
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是今非昔比,多达3.3亿。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特别是互联网言论已经成了中国最重要的言论场之一。
一位经常关注时评的媒体人曾经有一个比喻,说就像上访一样,你到法院,法院不受理;你到政府上访,政府信访部门不处理;结果很多人就往北京跑,然后北京就只好截访。普通民众的意见表达也一样,传统媒体找不到发表空间,就都往互联网挤。在互联网中,你想截访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以后在技术上可能会难度越来越大。你发明了一种新的拦截技术,然后很快就可能会有一种新的软件来对抗。如果你对付不了的话,中国的网络言论对现实可能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就很难预测了。
评论员笑蜀在《中国社会的两极振荡与传播革命》的评论中说,在公共舆论场翻云覆雨的一个新意见阶层,仿佛就是中国新闻版图上的一支游牧民队伍。专业的媒体好管理,这样的游牧民却很难驯服。他们一方面来自四面八方,数不胜数;另一方面根本无从识别,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到底寄身何处,事发时他们到底如何反应。风来时万钧雷霆,风去后了无痕迹。传统媒体的管制体系对他们几乎全然失效,他们借助新技术天马行空,成为信息自由传播的主力,主导着公共舆论场的方向。这极大地推动了新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中国新闻划时代的革命,正从这里发端,全民新闻、公民新闻时代正从这里起步。
“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公共学者写的思想评论,像孙立平、秦晖、于建嵘等人的评论,他们给我们提供观察整个社会的方向,解读事件背后的根源。但互联网尤其是微博把普通人带进了公共言说的平台,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缺乏的东西,因为改变中国的力量就是围观的力量。囿于现有体制,现实的中国很难马上发育出一个完全基于自组织、自发展的经典公民社会出来。但在公共舆论场,通过互联网,早就降生了一个以公民言说为灵魂的虚拟的公民社会。这个虚拟的公民社会通过都市报,通过几乎所有市场化时政媒体,逐步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市场经济逐步从虚到实、到小到大地成长起来。”笑蜀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说。
□ 本刊记者│李国生
(责任编辑 唐 宁)
让新闻事件滚动起来
评论
8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