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真正以自己的理想与政治抱负来实施的，是在大司寇的职位上。

　　他任司寇时，倒是强调教化作用，反对滥施刑罚。比如，有一次在处理父子诉讼案时，面对父亲告儿子不孝、儿子告父亲打人的控告，问清情况的孔子并没有立即判谁的罪，而是把他们监管起来让他们各自反省。等到都想通了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对之处，孔子竟然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是自此父慈子孝、连个口角也不再发生。但是当政者季桓子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孔子是背离以孝治民的道路。但是孔子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认为“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颂，杀不辜也。”其中心意思就是强调为政者要做表率，反对不教而诛，主张不杀无辜、不滥施刑罚。还是在孔子的司寇任上，有一次从衙署下班回家，路上听到了马厩失火的消息。他首先关心和问及的，是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及马匹及财产的损失情况。虽然只是一件不大被人注意的小事，却也反映着孔子内心深处对于人的重视，而且越是这种应急的时候，越是能够看出人的根底的善恶。

　　我们从《论语·颜渊》中，还可以听到孔子与弟子子贡讨论为政道理的记载。孔子说，如果有充足的粮食，又有充足的军队和武器，政府就可以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得很特别，他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要从粮食、军队与武器、百姓的信任三项中去掉一项，那么去掉哪项合适呢？”孔子说去掉军队与武器。子贡说如果还是迫不得已，必须从这剩下的两项中再去掉一项，那该怎样取舍？这时孔子回答得很坚决，也很经典，以至于成为了各色政府共同标榜的原则“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那就去掉粮食。没有粮食不过饿死，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但是如果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也就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