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家向农民征税，总是通过向村社集体分摊征税任务，而不是直接下达到农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离开村干部，国家很难向人数众多税额很小税源分散的农户有效率地收税。若有农户拒绝交税，国家就可能采取强制措施，比如向法院控告，组织小分队采取强制措施征收，其中，国家下来清收总是应村社干部的请求，因为国家向村社集体下达税费任务，农户不交是欠在村里而不是欠到国家，国家记村里欠债，村里记农户欠债。有农户不交，村集体的负债就会增加，这会引起其他村民的不满，由此带来连锁反应，以至于收税费越来越难。税费收不起来，共同生产费也就很难收起来，村集体的公共事业也越来越难办。

　　分田到户时，设想只要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蛋糕做大了，农民就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交给国家的是税，留给集体的是用于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费用。这两者都要向农民征收，且一定要对不交者采取强制措施，但实际上，国家很难直接对农户频繁使用强制手段，最多只能应村社集体的请求偶尔使用强制力。村社集体与传统社会的乡村组织已大不相同，因为这个时代已是法制时代，已是国家垄断了所有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时代，村庄缺少强制手段，村庄边界的开放也使村庄舆论力量式微。更重要的是，国家为了顺利征税，倾向默许村社干部协税时自肥，村社干部由保护型经纪变为赢利型经纪。这样一来，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形象很快就被毁掉，村庄选举中，这些人往往连任都变得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