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昂
胡子昂（中）与邓小平（右）
胡子昂，（1897～1991），中国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四川重庆人，1991年11月19日卒于北京。1949年9月，胡子昂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个人简介 胡子昂（1897年—1991年），男，汉族，曾用名胡鹤如，四川重庆人。1923年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1926年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1928年任成都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处长。1932年任江西农业学院技师兼总务长。1933年起任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经理，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1943年后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重庆川康兴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华康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加入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民建总会西南办事处主任，重庆市副市长，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1978年2月至1991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第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 [1]
人物概述
胡子昂（鹤如），四川巴县人，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早年在农大学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学校改革，对农大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1919 年秋，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胡子昂怀着一腔强烈的爱国热情，由四川北上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在校四年，曾参加并领导过多起具有历史意义的学生运动。
胡子昂一踏进大学校门，就崭露出出众的才华。入学不久即投身“五四”运动那个的募捐宣传活动，并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组织同学自编自演讽刺话剧《鹊巢鸠居》，在市内戏院公演。在开幕式上胡子昂代表致词时振臂高呼：“我们决不做亡国奴，大家要齐心起来救国！”观众报以热烈鼓掌，反响强烈。
1922 年胡子昂组织“农声社”，出版《新农业》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写的题为《发刊新农业的旨趣》的发刊辞。在以后的几期，他连续发表过数篇关于改革农业教育的文章，如《中国农业教育是怎么样？该怎么样？》、《中国今日农业教育中之农业大学》等文。
他在新农业发刊辞中给该刊确定了“觉悟农民，改进农业”的办刊宗旨。在其他几篇文章中提出过不少精辟观点。文章针砭时弊，尖锐批评了当时农业教育中脱离中国实际，农业教育只不过是“东西洋”的大杂烩，教的全是“从外国人得来的一部讲义”；学农的人不愿干实事、干农业，读书也只是做官等等一些“龌龊趋向”。
1922 年 4 月，农专学生会成立，胡子昂成了农大最早一届学生会主席。他为实现当年成立学生会的宗旨：“互助精神，砥砺学问，促进交流，改造社会”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作为当年学生运动领袖人物，胡子昂最突出的活动和贡献是推动了“改大运动”。 1920 年—— 1922 年，北京掀起了专门学校改大学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农专改农大为最活跃，曾引世人瞩目。
为了“改大”，农专学生会组成“大学促成会”，胡子昂担任主席。这次“改大”中充分显示了胡子昂出众的智慧与领导才能。他曾代表农专师生到山东参加全国农业会议，争取对“改大”的支持；去天津拜访著名教育家严修、张百苓，征询意见；把梁启超请到学校作关于发展中国农业问题的演讲；国内外广为散发《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全体学生请改建本校为农业大学理由书》，这一切使“改大”得到广泛的支持，最终“改大”成功。经国务院批准，于 1922 年底农专改名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章士钊任农大校长。“改大”成功，胡子昂功不可没。
胡子昂心目中的农大应该是什么样？他曾做出过这样的设想：新的农业大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机关，还应“是农业教育集合大成的一个总机关，有左右全国农事的效能，各地的中级以下农业教育机关，都视他为转移，凡全国农业改良的事项，都负有全责。”可见，八十年前，胡子昂对于北京农业大学曾寄予厚望，赋予其非凡的历史使命与社会地位，可谓见解独到。
人物生平
1919～1923年在北京农业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四川，历任中学教员、校长、巴县农会会长、国民政府重庆市教育局长。
1926年任成都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
1933年后历任江西农业学院技师兼总务长，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重庆川康兴业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重庆华康银行董事长，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国民参政会 参议员、立法委员、重庆市参议会议长，为重庆的市政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等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
1951年将经营的企业股票和房产等全部无偿交给国家。1956年后，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二、三、四、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等职。 、
实业救国
1919—1935
1919年，他就读于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今北京农业大学前身）时，投身于“五四”运动。
1923年毕业回川后，曾任巴县中学校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长等职。
1926年他任川康边务处长
1930年在南昌任江西农业学院总务主任兼技师、江西省农场场长。
1935年胡重返重庆，有感于国家贫穷落后，内忧外患，决心以“实业救国”，遂与友人共同经营重庆华西兴业公司。在过去承建重庆电力厂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胡子昂亲自抓了重庆自来水的改建工程，并兼任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
1935年冬，胡子昂等负责承建四川水泥厂，经常亲临施工现场指挥作业。
1937
1937年10月，该厂正式投产，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年产量45吨的水泥厂。此外，胡子昂等领导的华西公司还在成都、重庆等地承建或改建了电力厂、银行、学校、仓库、办公民用房等以及当时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2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声威大振。
1937年，胡子昂等在已有的汽车修理厂的基础上，建起了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以及华西猪鬃厂、华泰水厂、华一砖瓦厂、矿场等，形成一批华西系列工厂。
1937年底，胡子昂集资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天台岗、马鞍山等地办起了裕华农场，颇具规模，后因遭权贵刁难，被迫停办。华西公司从成立到1939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发展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工程技术和工矿企业。
1938—1939
1938年始，胡子昂等即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胡子昂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在孔祥熙的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该公司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副总经理）。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1942年初，因受排挤，胡子昂辞职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1941—1945
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44年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
1944年1月。因中国兴业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于是不得不重新起用胡子昂到公司任总经理，但胡子昂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便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兴公司资金、业务、生产均出现极大困难。
1945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中兴公司彻底倒闭。
中国兴业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异常苦闷、访惶。由于他长期受官僚资本的倾轧和排挤，他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并不能走通。早在1938年，胡子
胡子昂著作昂便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过交谈和接触，以后又多次接触，使胡子昂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胡子昂还先后同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上层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受其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以后又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
1946—1949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参议会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国民党的党旗；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解放了的济南市。他还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进步书刊。
1948年底，胡子昂离开重庆到香港。
1949年9月，胡子昂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2月随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回到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他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画无偿上交国家。
胡子昂（1897年－1991年11月19日），原名胡鹤如，字子昂，生于四川省重庆府巴县南城坪，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是重庆市选出的第一届立法委员。
北洋时期
在巴县中学读书时，受辛亥革命的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1919年，他就读于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今北京农业大学前身）时，投身于“五四”运动。1923年毕业回川后，曾任巴县中学教员、校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长等职。
1925年，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历史上有名的“万县惨案”，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胡子昂代表重庆各界携款前往万县慰问抗英军民，并写文章、拍照片，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正当他在重庆欲求广为爱国教育宣传时，却受到当局的阻挠，他痛感执政者的软弱无能，决定自己去政界一展身手。
1926年，胡子昂转入军界，任刘文辉为军长的24军的政务委员会建设股主任，并任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在他主持川康边务期间，开铜矿、建农场、办银行、禁鸦片、轻赋税，一时政绩斐然。
国民政府前期（抗战前）
1930年在南昌任江西农业学院总务主任兼技师、江西省农场场长。1932年，适逢胡子昂的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后力邀胡子昂共创华西事业。胡子昂的心弦被拨动了，他反复思考，认为要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唯有兴办实业，他毅然地辞去军队的官职，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1935年胡子昂重返重庆，有感于国家贫穷落后，内忧外患，决心以“实业救国”，遂与友人共同经营重庆华西兴业公司。在过去承建重庆电力厂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胡子昂亲自抓了重庆自来水的改建工程，并兼任重庆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1935年冬，胡子昂等负责承建四川水泥厂，经常亲临施工现场指挥作业，1937年10月，该厂正式投产，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年产量45吨的水泥厂。此外，胡子昂等领导的华西公司还在成都、重庆等地承建或改建了电力厂、银行、学校、仓库、办公民用房等以及当时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2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 声威大振。
1937年，胡子昂等在已有的汽车修理厂的基础上，建起了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以及华西猪鬃 厂、华泰水厂、华一砖瓦厂、矿场等，形成一批华西系列工厂。
抗战及陪都时期
1937年底，胡子昂集资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天台岗、马鞍山等地办起了裕华农场，颇具规模，后因遭权贵刁难，被迫停办。华西公司从成立到1939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发展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工程技术和工矿企业。
1938年开始，胡子昂等即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胡子昂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在孔祥熙的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该公司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副总经理）。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1942年初，因受排挤，胡子昂辞职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1944年1月。因中国兴业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于是不得不重新起用胡子昂到公司任总经理，但胡子昂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便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国兴业公司资金、业务、生产均出现极大困难。1945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中国兴业公司彻底倒闭。 中国兴业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异常苦闷、访惶。由于他长期受“官僚资本”的倾轧和排挤，他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并不能走通。早在1938年，胡子昂便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过交谈和接触，以后又多次接触，使胡子昂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胡子昂还先后同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上层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受其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以后又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黄炎培、胡厥文等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担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被攻占后的的济南市。他还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刊。1948年底，胡子昂离开重庆到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9月，胡子昂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2月随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回到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他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画无偿上交国家。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1951年将经营的企业股票和房产等全部无偿交给国家。1956年后，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副主席，第二、 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等职。
在此期间，他将其经营的华康银行及四川水泥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企业的全部股票和房产无偿交给了国家。
他说，“以前我做过许多救国梦，教育、农业、实业，结果发现什么也救不了，今天，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崭新的道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引导工商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胡子昂又积极推动工商界人士学习、贯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给“文革”浩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带来了徐徐春风。在欢愉、振奋之余，胡子昂开始思考，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工商界的成员应该怎样发挥作用。此时，胡子昂已是八旬老人，但老而弥笃，奋进不息，带着这个问题，胡子昂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带领全国工商界的广大成员和工商联机关全体同志，努力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从此，胡子昂不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地民建、工商联的基层组织，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他的足迹。有一次到上海，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他组织召开了近30次座谈会，经常是上午一个会，下午又一个会，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了解掌握了经济建设中的种种情况，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正值盛夏酷署，望着胡子昂由于奔波劳碌而蹒跚的脚步和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胡子昂还就经济领域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与胡厥文先生、季方先生多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如1981年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1982年提出的《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1983年6月所拟的《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等，其中不少被有关部门采纳。
1979年1月，邓小平邀请胡子昂和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并就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 见，在这次会见中胡子昂对工商界中在技术、经营管理和经济人才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小平同志叮嘱大家，“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1979年，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和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联合召开。胡子昂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委，并受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在 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全国工商界和民建会员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努力方向， 表达了民建会员与工商联广大成员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强烈愿望。报告受到民建会员和工商界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成为工商联成员的共 同行动纲领，为促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胡子昂已年近九旬，但壮心未已，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职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并亲任董事长。此外，他还多次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港澳地区，为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治，加强大陆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交流和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为推动全国工商联集体领导的新老交替，胡子昂主动提出辞去全国工商联主席职务，积极推荐和帮助较年轻的同志走上这一重要的领导岗位。
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和胡子昂相关的史料与研究
爱国工商界的楷模-沉痛悼念胡子昂同志 --- 荣毅仁，孙孚凌，经叔平。《中国工商》1992年01期。
赵建国，1995.11，钢铁巨擘胡子昂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五老火锅宴：一桌火锅 一台大戏
人民政协网 www.rmzxb.com.cn 2008-10-17
吴志红
10月的北京常沉浸在蔚蓝的天幕下。在北京东三环的52层京城大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部，“京城大厦”四个大字熠熠生辉。人来人往，匆匆的人流也许来不及刻意凝望它，但我们知道，历史会刻意凝望，这是荣毅仁题写的，斯人已去，这个他坐镇多年的地方已经成为历史刻意留存的镜头。
这个镜头记录了一个人的荣光，记录了一个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荣光，更为重要的是，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荆棘坎坷。
29年前的1979年10月，在别人竞相要求给资本家摘帽子的时候，已过耳顺之年的荣毅仁欣然受命又变回了“荣老板”，“荣老板”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世界的目光得以从这里看见中国改革开放的温度计。它们是如此厚重，而变化却是发端于一次轻松而深刻的谈话。
“把有本事的人用起来”
1979年1月17日，距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大厅的屏风后面摆上了两个长条桌，红色炭火闪烁，白色水蒸气升腾，四处飘荡着火锅麻辣香甜的味道。
几盘羊肉、几个简单的小菜，几个长者。看上去像是老人聚会的家宴，与福建厅往日庄重的氛围大不相同。
75岁的邓小平正在请客。84岁的胡厥文(原上海机械巨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主委)、82岁的胡子昂(原四川钢铁巨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63岁的荣毅仁(原上海纺织世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88岁的周叔(原天津水泥巨头，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74岁的古耕虞(原四川猪鬃大王，全国政协常委)，有滋有味地吃着。
正当此时，全国暴发知青返城潮，800万知青如洪峰一般从乡村涌向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处处人满为患，吃饭、住房、就业，纷纷告急。1979年全国亟待安排就业人员达到800万人，城镇待业率达5.4％。1978年的GDP只有3624.1亿元，1.6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值一提。
拉动经济需要资金的投入，当时的决策高层看到，资金一方面要外引，另一方面还需内掘。这是邓小平约请五老的一个初衷。
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摘掉“资本家”帽子问题。小平同志似乎早已明了大家心中的顾虑，只听他干脆地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邓小平接着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做起。”
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应该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集中力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些事。
古耕虞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诙谐地说:“我们是几个聋子，一个火锅，一台大戏。”
邓小平在“五老火锅宴”上的讲话，是他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以后手里的资金办企业。
“是办私营企业。”距1979年30年后的今天，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对记者这样强调。
激发创业活力小平的一席话使这些辉煌一时却又压抑了几十年的实业家如坐春风，禁不住“左牵黄，右擎苍”。
当时，荣毅仁提出了吸资兴办实业的建议:“资本主义社会经常使用的方法，不应被视作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这引起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并希望他尽快写出一份报告。
熬了几个晚上，荣毅仁亲自动手，夫人杨鉴清帮着抄写，最终完成了一份创办公司的报告，上报邓小平。没过几天邓小平便亲笔批准了这个报告。
在这次谈话不久，经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光大)、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商)三大公司先后成立。
“1979年底，通过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开来，1956年被定为资本家的86万人当中，有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不久之后，又明确规定，原工商业者(资本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保育钧这样讲述当年的那段历史。“全国一共支付了‘文革’期间冻结的私营企业主的定息24亿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中央都一一支付。”
中央支付的这笔财富回归到民间，无疑激发了民间创业活力。闸门打开了！
一些上海的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爱国建设公司”。紧接着，温州章华妹领到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尹盛喜带领一些待业青年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做起了买卖。
1979年7月8日，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港澳等海外的私人企业通过内地的亲朋好友或合资或合作，兴办起名为“三资”的企业，这在中国最早的一批私营企业中占了相当一部分。
风起于青萍之末。
一个小小的火锅宴，就把资本家请回了经济大舞台。但远不仅是请回资本家，它还有着中央决策层更深层面的策略。正如中信公司章程《总则》里所写:“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字里行间写的都是市场经济。
古耕虞所说的“大戏”正是市场经济，“五老火锅宴”因此成为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标志性事件，它还意味着从此打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禁区。要知道，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统计，全国私营企业为零，个体经济为14万人(户)。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作了如下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至此，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
1982年底，全国个体经济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1982年的GDP达到5294.7亿元。
今天，进出京城大厦的人们不会刻意凝望这段历史，因为，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市场经济已经不是骇人听闻的“资本主义的草”，而是像空气一样地普通。一个小小的五老火锅宴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从当年小小的五老火锅宴上已经冲出了今天民营经济的滚滚大江。这是历史的选择，人们仿佛再次听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重庆解放前夕：反动政府为何疯狂迫害胡子昂
60年前的10月26日，重庆出版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警察当局奉命查封胡子昂等人财产的消息。当天出版的《大公报（重庆版）》的消息称———
市府训令警察局查封朱学范、杨杰、胡子昂、胡厥文等四人在渝财产。训查原文如下：“朱学范、杨杰、胡子昂、胡厥文等四名附逆有据，其在市财产，经查大中街十号房屋五间，系朱逆学范房屋。民族路万国钱庄，系杨杰之财产。陕西路怡益钱庄，系胡逆子昂财产。小龙坎合作五金制造厂，系胡逆厥文财产。均应分别依法查封清理，以彰法纪。今仰迅速前往执行具报，以凭转呈上峰处理。”
文中所提到的4人，都是民主爱国人士。国民党当局所谓的“附逆有据”，是指在1949年9月，朱学范、胡子昂、胡厥文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而杨杰却在准备前往北京之时，于9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香港寓所。在中国面临巨变之际，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政府施压市民检举
就在国民党当局查封4位民主爱国人士财产的消息见报后的第4天出版的《大公报（重庆版）》上，记者还看到了“前警察局奉命查封新民街八号胡子昂房屋，现市府已拨借给宪兵司令张镇居住”的消息。文中所提到的“新民街八号”，是胡子昂离开重庆前的最后居住地，一年前的一个冬夜，胡子昂正是从这里出发，通过秘密渠道到达香港，再搭乘一艘外国货轮辗转大连进入解放区的。
其实，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于胡子昂在渝财产的查抄，早在1949年的10月初就开始了。10月2日，当重庆市民在报纸上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的同时，还看到了关于《市府决定没收其财产 盼市民努力协助调查》的消息，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称———
昨天正午十二时杨森市长就在某宴会席上宣布说：“胡子昂在党里有地位，跑到北平去投诚，是本党的耻辱。就胡的人格和表现来说，这事虽不足道，不过我们可籍以警惕党员同志遵守纲纪并砥砺党员的人格，无疑是很重要的。”杨市长又说：“市府没收胡逆子昂的财产，现正调查中，如果有人要替胡逆隐瞒，一经发觉，即连隐瞒人的财产也一齐没收充公。并且还希望市民努力检举胡逆在本市的各项资财产业。”
胡解放后任副市长
在10月9日出版的《大公报（重庆版）》第三版上，记者还看到了《华康银行昨被查封 胡子昂其他私产亦被查封 由市府转报上峰听候处理》的消息———
青年路华康银行，和华康银行职员住宅，昨天下午六点钟被重庆市警察局查封。它被查封的理由据警察局张贴在它门前的布告上说———是“案奉重庆市政府卅八年十月八训令开：‘查胡子昂背叛党国，附逆有据，应将其华康银行及所有一切私产查封，听候上峰处理。……特此布告周知’”。查封的经过是这样的：警局督察处赵督察长，于昨天下午五时许，奉令率领保安警察十余名，协同警察二分局，于六点钟前往青年路华康银行，执行查封工作。当时华康铁门已深锁，执行人员当从西欧国家职员住宅侧门入内，保警散布华康门前戒备。职员住宅内所住职员眷属，当即迁出。
我们不知道国民党当局对胡子昂等人的财产“依法查封清理”依的是什么法，但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在中国面临巨变之际，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哪里还会心痛那些被视为身外之物的东西呢。1943年，杨杰将军在重庆就曾对人说过：“我将来必做王者之师，霸者之友，绝不为亡者之臣，蒋介石已走下坡路，他要请我出来，我也不干。”
而胡子昂后来的行动，也表明了他一心跟共产党走，坚定不移的建设新中国的决心———1949年12月，胡子昂随刘邓大军回到解放了的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他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自己在渝的多处房产，加上自己多年来珍藏的书画无偿上交国家。
在6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那些发黄的报纸，重新回顾60年前的仁人志士为了新中国而奋斗的历程，不禁由衷的感叹，这些看似个人选择的道路，却蕴含了历史的必然。 (来源：重庆晨报）
工商界的楷模——胡子昂
胡子昂先生是我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青年时代他与许多志士仁人一起立下“实业救国”的志向，在浸润着他毕生心血的神州热土上，留下了自己的追求、奋斗的人生足迹，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弃官经商 走“实业救国”之路
胡子昂原名胡鹤如，字子昂。1897年出生于四川省巴县南坪镇。1923年，他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重庆从事教育工作，并很快成为四川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 1925年，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历史上有名的“万县惨案”，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胡子昂代表重庆各界携款前往万县慰问抗英军民，并写文章、拍照片，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正当他在重庆欲求广为爱国教育宣传时，却受到当局的阻挠，他痛感执政者的软弱无能，决定自己去政界一展身手。 1926年，胡子昂转入军界，任刘文辉为军长的24军的政务委员会建设股主任，并任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在他主持川康边务期间，开铜矿、建农场、办银行、禁鸦片、轻赋税，一时政绩斐然。 1932年，适逢胡子昂的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后力邀胡子昂共创华西事业。胡子昂的心弦被拨动了，他反复思考，认为要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唯有兴办实业，他毅然地辞去军队的官职，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大力兴办实业 建成华西企业集团
胡子昂回到重庆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华西公司的业务中，先是担任华西的襄理，越年即任经理。他会同胡仲实、胡叔潜提出开发华西计划，这个计划立即得到重庆的政界、军界、金融界的一致首肯。在四川各界的赞助、支持下，先后筹集数百万资金，创建了华西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华西承建、改建工程是从重庆电力工厂开始的。华西成立以前，重庆只有一家电灯公司，不仅规模小，而且又是直流电，电灯内只能现出几根红丝，看书写字都很困难，重庆的市民殷切期盼电力状况有所改善。华西成立后，首先提出的就是要兴建新型电厂。这项工程是华西开业后的第一桩业务，因此，华西员工十分重视，全力以赴，争取打响开业的第一炮。 经过多方努力，于1933年初开工，建筑厂房、安装机器、铺设线路，翌年7月完工，正式投产发电，发电量609.37万度，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第一座比较新型的电力企业。当照明电路全线开通的那天，山城重庆一片灯火通明，万家灯火依山而布，次递展开，嘉陵江、长江映照着闪烁的灯光，犹如水下也有一座美丽的山城，重庆人民无不为此欢呼。从此，华西公司名声大振。 华西建成西南第一座比较新型的电力厂后，胡子昂又提出承接改建重庆自来水厂的工程。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其他董事的一致赞同。重庆原自来水厂建于1933年，投产不到一年，机器故障时有发生，经常停水。重庆市民为此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为承接这项建设工程，华西公司与外商百里、德华等洋行一同参加投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自来水厂对华西公司有门户之见，其它参加投标的10多个行业的头面人物也反对华西公司，阻挠其在这次改建工程投标中获胜。华西公司一时险情迭起，困难重重。胡子昂对人说，如果说，电力厂工程是华西公司打响的第一炮，那么，自来水建设工程，则是华西公司烧的第一把火，一定要把这把火烧着、烧旺。 经过努力，最后华西公司终以设计合理、保证质量和多方支持等优势夺得了投标的胜利，如愿以偿地夺得了这项工程任务，把这把火烧着了。改建后的自来水厂，每日产水量可供30万人的需用，大大改善了自来水厂原来的供水状况。成功的承建、改建这两项建设工程，使华西公司赢得了信誉，一时，前往重庆约请华西公司建厂或改建的各地企业接踵而来。几年间，华西先后在重庆、成都建筑了一批银行大楼、办公大楼、学校、住宅、仓库，还承建了四川内江、江津、成都、泸县、遂宁和湖北武昌等地电力厂的建厂和扩建工程。1936年又承建了成渝铁路工程，至1939年，重庆到江津68.15公里的第一段工程基本完成。华西事业蒸蒸日上。面对成功，胡子昂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要把华西公司建成一个托拉斯企业是完全有可能的。鉴于建筑工程离不开钢铁、水泥和各种机械，华西公司逐步创办了华西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四川水泥厂、华泰木厂、华西协和火药厂、华西猪鬃厂、华一砖瓦厂，还有矿场，这些厂矿大多冠以“华”字为名，以示振兴中华之意，形成一批华西系统工厂。华西有了自己的系统工厂后，胡子昂认为，要使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还必须有自己的金融机构。1941年又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银行，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至此，华西形成了一个以工矿事业为主的，包括金融、贸易在内的西南著名的企业集团。
梦想破灭 走上救国新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子昂作为一个爱国的实业家，数度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贷款，以扩建钢铁工业，为抗战服务。不料，官僚资本却趁机染指，控制华西企业，使胡子昂呕心沥血创办的实业不得不关门倒闭。胡子昂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胡子昂苦闷、彷徨，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深深地感染了他。1938年，胡子昂经重庆新蜀报社长兼总编周钦岳的引荐，在武汉受到了周恩来非常热情的接待。周恩来说：“胡先生，你是重庆实业界的新秀，你们要团结四川各界人士支援抗战呵。”胡子昂说：“我胡子昂是热血的中国人，请周先生尽管放心。”这一次会见是胡子昂第一次同中共领导人接触。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胡子昂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并对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和道德风貌，十分敬佩。 以后在重庆又多次聆听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的教诲，使胡子昂在思想上受到深刻的教益和影响，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能将中国引向光明的政治力量。从此，胡子昂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心竭力
新中国成立后，胡子昂任重庆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在任期间，他将其经营的华康银行及四川水泥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企业的全部股票和房产无偿交给了国家。
他说，“以前我做过许多救国梦，教育、农业、实业，结果发现什么也救不了，今天，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崭新的道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引导工商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胡子昂又积极推动工商界人士学习、贯彻，为我国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他还与黄炎培、陈叔通先生一起，带领全国工商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主席关于工商界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民建、工商联广大会员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就公私合营的公私共事关系，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定息、工资和生活待遇等问题，向党和政府及时提出建议，为全国工商界做出表率，成为工商界的一面旗帜。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给“文革”浩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带来了徐徐春风。在欢愉、振奋之余，胡子昂开始思考，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工商界的成员应该怎样发挥作用。此时，胡子昂已是八旬老人，但老而弥笃，奋进不息。胡子昂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带领全国工商界的广大成员和工商联机关全体同志，努力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从此，胡子昂不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地民建、工商联的基层组织，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他的足迹。有一次到上海，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他组织召开了近30次座谈会，经常是上午一个会，下午又一个会，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了解掌握了经济建设中的种种情况，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正值盛夏酷署，望着胡子昂由于奔波劳碌而蹒跚的脚步和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胡子昂还就经济领域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与胡厥文先生、季方先生多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如1981年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1982年提出的《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1983年6月所拟的《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等，其中不少被有关部门采纳。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邀请胡子昂和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并就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见。在这次会见中胡子昂对工商界在技术、经营管理和经济人才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小平同志叮嘱大家，“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1979年，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和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联合召开。胡子昂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委，并受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全国工商界和民建会员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努力方向，表达了民建会员与工商联广大成员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强烈愿望。报告受到民建会员和工商界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成为工商联成员的共同行动纲领，为促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胡子昂已年近九旬，但壮心未已，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职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并亲任董事长。此外，他还多次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港澳地区，为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加强大陆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交流和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为推动全国工商联集体领导的新老交替，胡子昂主动提出辞去全国工商联主席职务，积极推荐和帮助较年轻的同志走上这一重要的领导岗位。胡子昂作为全国工商联的杰出领导人，曾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第五届主席。
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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