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多以“经济外交”为主。如对欧洲及美国的大采购行动，对台湾地区实现的“大三通”等经济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在此次的金融危机，欧美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冲击，部分国家由此也出现“贸易保护”政策。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发展本身是借助全球化而实现自身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因此，如果此次的金融危机触发贸易保护战，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将面临着比金融危机本身更具杀伤力的冲击。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积极应对，采取合作式的经济大采购，在获取发达国家一些高科技技术的同时，打消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以维护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当然，在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特点所决定的。对于中国而言，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自身的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同时也积累也相当的财富。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有能力予以应对。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在金融危机下外交政策的导向趋向于经济型外交政策。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经济外交虽然在经济领域或是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有着巨大的优势，但其明显有其不足的地方。对于其它领域的政治问题，其效果往往十分有限。比如，在朝鲜核问题上，在中国南海问题上，往往有“鞭长莫及”的感觉。而且，由于在经济领域所获取的巨大政治优势，中国显得积极主动。但也因此，中国在处理经济外交所不能解决的外交事件中，也显得相当地被动与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中周边环境的变化所引发的地缘政治问题。

　　以朝核问题为例，中国在处理此问题上，较之应对金融危机而言，显得并没有十足充分的应对政策。反观朝鲜，从六方中最弱最小的一个国家，变成了反制中美等国家的主动者，而中美反而因此显得被动与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不足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国在应对周边事务上明显地有些力不从心。

　　对于中国而言，周边国家的国际事务无疑是重要的。中国自1949年建立以来，就主张睦邻友好的睦邻政策，其目的就在于争取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利于国家发展。而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周边多个国家均存在领域争议 ，尽管中国努力处理与这些国家的领土划界工作，但从长期来看，仍然需要较长时间，尤其是与日本、印度以及南海周边各国。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的强大无疑会加大周边国家的政治猜忌。中国如何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显得日益紧迫。尽管中国在处理与东盟各国的问题上，采取积极的经济合作政策，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互信，以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然而，这种政策取向，在缺乏相关的政治外交支持，往往显得脆弱而经不起风雨。在今年的南海事件中，就是最好的明证。

　　在与中国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国家中，经济外交型政策并不十分有效，虽然在短期内保证了国家间的合作与互信，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间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中日问题上，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并不能使政治问题有所改善。而这应当说，是中国长期以来注重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缺乏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发展所导致的总体实力趋弱的现实面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问题，往往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处理。

　　此次，正值金融危机来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以往有着很大的提升。虽然我们在现实中还有许多的问题，但中国应该借此机会，在提高经济实力与影响力的同时，应当借助此次机遇，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类国际事务中去，尤其是与中国国家利益相关的国际活动中。比如说在亚丁湾的护航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中国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积极主动，还要实现政治、军事上的积极主动。与国际上主要国家的合作与互动，不仅可以减少和消除一些不必要的政治猜疑，也可以增强中国在其它地区的影响力。从长期来讲，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拉美和非洲地区，中国的存在，并不能只是简单的经济存在。在南海问题上、中日领土问题上以及朝核问题上，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缺乏政治力量支持的经济外交其脆弱性。当然，政治上的外交支持不可能一步到位，但也不能因此而不为。

　　总之，虽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优势，也取得了相当的收获，但显然，这并不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最好说明。中国在现实发展中仍然有许多的问题，中国应当更为积极地推动综合性的国家实力提升，而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上。外交是维护一国国家利益的前提，同时也是一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值此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以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现实，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笔者认为，应当有进一步的改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