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创者，留下了很多慷慨激扬的文字，比如“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文字之中传递出来的浪漫情怀与雄浑气魄让后世慨叹，更在民众的心中树立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那就是变革之后肯定就会更好，为了更好就需要变革。

　　变革本来是值得追求的，但假如是为了变革而变革，甚至为了变革而让自己留给后世的感觉就是不管是该改的还是不该改的，都需要并必然会发生变革。

　　

　　贾春宝曾经在2011年6月3日的《三峡工程，逢君之恶的人工奇迹》中分析过三峡工程在各方面所带来的损失，三峡工程发端于孙中山1919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他说“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1953年，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其实我们的很多劳民伤财的工程都源于对诗性语言境界的追求。诗人难以治国，婉约于儿女情长，纵情于山水之间，或者痴迷于金戈铁马都难以取得真正的成就，否则南唐后主李煜也就不会成为亡国之君了，乾隆也不会恣意挥霍，并成为大清帝国承上启下，由盛而衰的过渡皇帝了。

　　当今虽然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民主的氛围也得到了张扬，但细想之下，很多地方确实不如古人。帝王的浪漫与婉约的情怀是有必要的，否则便是死气沉沉，缺乏让天地换新装的激情，但治国是颇为理性甚至是需要讲究谋略的事情。

　　

　　我们总是认为历史上的那些灾祸与混乱状态都是天怒人怨，是上天对昏庸统治的惩罚。我们在引以为戒的同时，也在内心嘲讽并颇为不屑，但新中国刚刚成立半个多世纪，灭绝人伦的事件就不仅被铭刻于史册之上，在现实生活中更是不绝于耳，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中下层官吏，甚至是作为国家机器的正统力量。

　　周边的社会与世界对于我们已经足够透明，官员言行有失检点，孝悌之道不存，天灾人祸不断，这种情况是堪为令人心忧的。但实际上，当我们生活在做秀、偷窥、挖掘与传播各种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积极而乐观向上的幸福感觉的。

　　本文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说明今非昔比并非幸事，而更多的是一种悲哀。

　　

　　比如天人感应。古人在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都要算卦占卜，诸如黄历之说，在今人看来都是一些迷信的做法，但这之中也蕴涵着极大的智慧。祥瑞意味着国泰民安，君明臣贤，出现天灾人祸等“异常”现象，就意味着是上天对天子治国不满，所以作为君上需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下至贩夫走卒，上到达官显贵，都有权利弹劾君上，直至其颁布“罪己诏”，引以为自责之后方为罢休。否则帝国就会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外面有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民间有不堪重压的子民，朝廷之中充满争斗，让任何一个开明的统治者都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那些帝国时代的君臣们才会尽量收敛。

　　其实我们只看到了罪己诏里边蕴含着的文过饰非的成分，却忽视了那也是危机化解的必要手段。皇帝颁布罪己诏，表现出了知错认错的态度。即使其实质上没有本质的改观，都会得到民众内心的宽恕，并极大程度地缓解社会矛盾。

　　从毛泽东时代的“两个凡是”，到当今领导集体的所有决策英明神武，绝对正确不动摇，从人定胜天的豪迈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对于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敬畏之情。

　　在社会管理之中，需要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当绝对权威不容置疑，特别是在民智不再蒙昧，资讯足够丰富，特别是在很多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之影响下，这种消除敬畏之心之后的绝对权威，失去了基本保护之后，必然会让隐患逐渐积累成为失控的危机。

　　假如绝对的权利失控，就很容易对政权的稳定造成致命的影响，这个并非危言耸听。

　　

　　古人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也是遭受诟病的。中国最为迷信的朝代是在殷商时代，那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大体都是当时占卜师所留下来的，但那是对自然与历史的尊重与敬畏之情，这个跟世界三大宗教和其他教义之中的图腾信仰是有相通之处的。

　　跟宗教方面的祈祷与忏悔形式相通的是，算卦、占卜与罪己诏之中都有其独到的智慧。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为那些不确定性进行担当，这更是一种自我保护，至少不会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揽下来。毕竟很多责任都是单纯依靠个人力量难以承担的。

　　从远古的周朝开始，中国就从对神秘的超自然的崇拜转而对农业与自然的崇拜，从地到天，从对天地之间生活着的人与其他生灵的尊重，到对于周遭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再到对于社会秩序与家庭伦理的规范，我们的祖先都把一个尽量不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与资源，以及相对健康的生态环境交到了后代手中。

　　——扪心自问：我们又能给后代留下一些什么呢？

　　

　　所谓迷信是指相信自己之外的因素与力量，唯独不相信自己，就如决策的时候，请了一大堆的幕僚，最终幕僚都是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去出谋划策，因为幕僚原本都是客，在一个地方是待不长的，由于无根所以是迟早都会走的。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从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对祖先传统的迷信，转而到了对国际资本、对西式民主的迷信，这种迷信逐渐让我们在改革开放之中迷失方向。

　　当我们把议政权倾斜交并交给了国际力量，甚至对其如恩师一般地顶礼膜拜，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是迟早的事。当我们把虚荣与颜面看得过重，就会在决策的时候放弃经济利益甚至无意中损害国家主权。当我们扪心自问，是成为资本的阻击者还是资本掠夺的帮凶。

　　乡村的土地或者被撂荒或者是由于青壮年劳力出门漂泊而导致老幼以及留守女人承担最为辛苦的劳作，这种只有在战乱时代才会出现的现象，在中华大地上却是极为普遍的。

　　都市生活更是充满了各种犯罪行径，貌似雄伟的高楼大厦以及基础设施，却基于最为脆弱的土地之上，都市中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地下却被随意掏空，承重能力大打折扣，同时每年都在增添很多豆腐渣工程，这种漠视物质世界基本原理的疯狂使得各种隐患逐渐显露。

　　

　　比如机制，从决策机制到执行机制，从预警机制到监督机制，从授权机制到问责机制，在帝国时代都有其相对合理的地方。当所有的机制都源自单一力量，总是会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其实制度化建设之中的彼此制衡，更能体现出管理的智慧。

　　再看问责机制，由于决策是由领导集体做出的，所以就无法指责究竟是谁需要承担责任，即使被证明有最高首脑需要承担责任，但让下属又何以有勇气提出问责，并绳之以法呢？

　　从御史到宰相，从言官到史官，都可以对君王的家眷甚至君王自身提意见，所提出的意见再尖刻难听，作为君王都不能滥用刑法以治其罪。大家都知道，所谓天子是需要尊重自然规律，对家庭有相应的责任感，需要对民众、对家族长者、对祖先和超自然有所敬畏的，即使作为皇族甚至皇帝老子都不敢过于造次！

　　

　　某些人的职责就是提意见，提不出意见便是渎职，即使纳谏仅仅是君主所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都具有相应的价值。因为至少给外人看来，容忍别人提意见，是一种忌惮，更是一种胸怀，制衡的力量让人貌似不敢为所欲为。——即使仅仅是“貌似”都是有意义的。

　　弹劾并不单纯是针对中下级官吏的，受到监管的并非单纯是平民百姓，只有做到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那些以王子自居的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们，自然可以有所顾虑，行为有节制，才能尽量不对现行体制产生重大伤害。

　　我们总是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一种蒙昧，“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一种悲哀，被拴在穷乡僻壤之上是对生命的浪费，但实际上，安居乐业、父慈子孝才是幸福生活的标志。

　　贵为天子都需要展现其亲民的一面，当其处处展现唯我独尊的风范，听到任何不同意见都会龙颜大怒，只怕距离被推翻的结果不远了。因为欲让其灭亡，先令其疯狂，这也是客观规律。

　　忌惮于自身与亲人的安全，既得利益受到影响，所以即使发现有腐败以及罪责昭昭之人，都会尽量去袒护，因为彼此是利益共同体，或者唇亡齿寒的道理，是每个人都懂的。

　　

　　法不责众的心理就使得一个生活在体制内的人即使再罪恶滔天，被绳之以法的概率都会小的可怜，即使有人点背，在被追查的过程中难以自圆其说，自己逍遥法外的概率都会很高。违法成本低，自然会催动人在趋利避害方面与贪婪的本能。这也会让更多人追随效法。

　　纵容也好，恐惧也罢，当人做了错事却得以逍遥法外，特别是在位高权重的时候，就会容易失去敬畏之心。假如人缺失了敬畏之心，就会为所欲为，做出害人害己的事。

　　监管机制是在人受到自我毁灭的道路之中避免意外伤亡的防护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监管机制所制约的仅仅是那些没有背景、没有依托，没有权势的无名小卒，那么是不会发挥防微杜渐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