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珉按：因写作《道德经与文化融合》、《幸福的源泉——哲学与宗教对话》、《做人之道——对话梁漱溟》之需，第二次通读美国艾恺教授采访、梁漱溟口述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感慨、钦佩、敬仰梁漱溟先生独特的思想，及一生九十余载表里如一的性格，特将辑录的该书语录，与价值中国网友分享）
1. 艾恺语录（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兼容并包）——在我们的对谈中，我透过梁先生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在我们密集谈话的两周里，头两三天梁先生多与我说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都放弃也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亦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虽有许多辩论，但百家学者并不认为自己特定的一家，比方说现在我们讨论孟子与荀子，认为他们虽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恶，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当时，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认为自己是儒家。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为诸子百家分门别派，而发明出来的体系。我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的思想于一身。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受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我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儒家，又是马列信徒；但对梁先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艾恺教授序，P2-3，陈嘉珉辑）
2. 艾恺语录——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艾恺教授序，P4，陈嘉珉辑）
3. 梁漱溟语录（儒家，佛家）——我的意思啊，我们彼此谈话，我还是希望你了解我的思想的根本，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能够对我的根本的思想——就是对佛家跟儒家多了解，比什么都好，比了解我的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希望于你的，就是多了解儒家，多了解佛家，我愿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说给你听。我的意思是把我们的谈话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重在我个人的事情。因为佛家的跟儒家的是我的根本，所以如果了解这个根本，是最好，最要紧。不但是我期望于你，并且我是期望欧美人能够多了解这两家，一个儒家，一个佛家。（[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7，陈嘉珉辑）
4. 梁漱溟语录——我说明我自己啊，我是年纪很小，比如说十六七岁就想出家为僧。（[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8，陈嘉珉辑）
5. 梁漱溟语录——真正要出家为僧。那么这个志愿到了29岁才放弃这个念头，不出家了。出家当和尚不能娶妻子，可是一个人呢，他不单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他还脱离不开身体，假定啊，如果真是从自己的当初的那个志愿，很早就出家到庙里去了，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也可能很相安，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没有很早的出家，就被蔡元培先生拉去，在北京大学要我讲哲学。走上这样一步，就起了变化。走上这一步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不是去到庙里当和尚，而跑到知识界，跟知识分子在一起。同知识分子在一起，他难免就有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这种好胜，就是彼此较量，这个好胜的心是从身体来的。如果是像当初想的，很早出家到庙里去，那个可以也很相安，很平稳，走一种很冷静的路子吧。可是一到大学里头，同许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彼此容易有辩论，就引起了好胜之心。这个好胜之心是身体的，是身体的它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和尚是不要娶妻的，他在庙里头能够住下去，可以完全忘掉，可以完全不想娶妻，可到了大学，同知识分子在一起，常常有这种好胜之心，这个是身体问题，身体问题来了，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本来不想结婚。我母亲还在的时候，她就很早，我十几岁时，她要按中国的旧风俗订婚，我就拒绝。到了北京大学，同一些知识分子在一起，有了好胜的心，身体的势力上升，就想结婚，所以我是到29岁才放弃出家。（[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8-9，陈嘉珉辑）
6. 梁漱溟语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是小乘。小乘具备这三点，才是佛法，缺一样不是佛法。（[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2-13，陈嘉珉辑）
7. 梁漱溟语录——在我的看法、我的认识，就是这个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洋，不同于印度，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它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在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也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我觉得儒家的特色在这个地方。（[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8-19，陈嘉珉辑）
8. 梁漱溟语录——就是我在过去，很早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就说是人生有三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人对大自然界”的这个问题，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这个是最先的问题。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来文化、文明的时候，非常的受大自然的洪水、猛兽、地震种种的压迫，所以后来有西洋文化的发达起来。西洋文化的发达，主要是两句话，就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对大自然界，它取一个征服的态度、利用的态度，并且很成功，一直到现在还是成功的时候，成功越来越高了，他可以跑到天空上去围着地球转，可以到月亮上去（笑）。他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胜利。这是西洋文化的特色。这个呢，我就说是人对物的问题。人一睁开眼睛看见的，那就是物，都是物，人伸手一摸的，都是物，脚踩的也是物，所以人对物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而西洋文化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胜利。（[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0，陈嘉珉辑）
9. 梁漱溟语录——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对人的问题，就是人对人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相安，彼此处得很好。要把人与人的关系搞好，就得你照顾我，我照顾你，中国老话叫作“礼让”，“礼让为国”。总而言之吧，人跟人彼此相安相处，处得很好，在这个时候成为头一个问题，人对自然的问题，退居第二位，不是没有了，不过退居第二位……（[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1，陈嘉珉辑）
10. 梁漱溟语录——第一个问题是人与人怎么样子彼此相安、共处，这个是未来的，未来的事情要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到了“中国文化”，这个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原来是起于家庭，老话嘛就是孝悌，或者说是父慈子孝，或者说四个字，四个字是什么呢？它就是“孝悌慈和”。“孝、悌、慈”，还有一个字叫“和”——“和”就是和平、和好、很和气，“孝悌慈和”这四个字。我这么看，我这么推想，到了社会主义，恐怕就要大家都来讲究孝悌慈和，推讲敬老啦、抚幼啦、兄弟和好啦，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好，这是未来社会主义里头的问题。自然，人对自然的问题还是有，可是退居第二位了。这个我就谓之“中国文化复兴”。（[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2，陈嘉珉辑）
11. 梁漱溟语录——人不能脱离人而生活，人不能离开人而生活。所以怎么把人与人的关系搞好，是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叫做伦理、人伦，中国古话叫人伦。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这个地方，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把家庭关系推广用到家庭以外去，比如说他管老师叫师父，管同学叫师兄弟，（笑）如此之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好像把那个离得远的人也要拉近，把外边的人归到里头来，这个就是中国的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这个特色一句话说，它跟那个“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4，陈嘉珉辑）（西方，人与物；儒家，人与人；佛家，人与心——陈嘉珉）
12. 梁漱溟语录——真理是有的，不过是只能在很少的高明人才意识得到，很少的高明人才能够超过众人，他看的高，看的远。这种高明人那是很少了，并且一方面是很少，还有一方面好像中国古话有一个叫“什么高明而道中庸”一句话，他自己是很高明，可是他不跟当时的社会，不愿意脱离社会，他走的路还是走中庸的路。（[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7，陈嘉珉辑）
13. 梁漱溟语录——应当说真理只有一个，不过普通我总是说，有一种是“物理”，有一种是“情理”。这个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所发明、所讲出来的道理就叫“物理”。物理存在于客观，不随着人的意志，不能够说我喜欢它，我不喜欢它，那不成。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它，它一定是那样的。可是另外有一种叫“情理”，情理是存于主观的，合于情理，人人都点头，人人都说对、是这样，情理是在主观这一面。合于情理，就好办。比如说是正义的事情，不是有人就说它是“正义感”嘛，正义就存于正义感上。这我归结下来，一种叫“物理”，一种叫“情理”，不要把它混了。从前宋朝朱子，朱熹，他就是没有分开这两个。（[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8，陈嘉珉辑）（物理，法治；情理，人治——陈嘉珉）
14. 梁漱溟语录——我自己承认我是个佛教徒，如果说我是一个儒教徒我也不否认。为什么呢？为什么也不否认呢？就是因为这个大乘菩萨，我是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嘛，就“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所以我就是要到世间来。因此我的一生，譬如大家都知道我搞乡村建设、乡村运动，我在政治上也奔走，奔走于两大党之间，就是为国家的事情，特别是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所以这个算是出世不算是出世呢？这个与出世一点不违背，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菩萨道，这不是小乘佛法，小乘佛法就要到山里头去啦，到庙里头去了，不出来了，大乘佛法就是“不舍众生，不住涅槃”。说我是儒家，是孔子之徒也可以，说我是释迦之徒也可以，因为这个没有冲突，没有相反。（[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9，陈嘉珉辑）
15. 梁漱溟语录——高明的人通达无碍，所以像是宋儒吧，就有点排佛，排斥道家，在我看就是不够通达。通达的人呢，无碍，没有滞碍，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通。有碍，是你自己在那里给自己设了妨碍，原来是可以不必的，高明人他就超出来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0，陈嘉珉辑）
16. 梁漱溟语录——语言的开悟，它还在意识之中，而真的开悟，是让你生命起变化，你的生命根本起变化，这才算。（[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1，陈嘉珉辑）
17. 梁漱溟语录——我常说自己，有两个问题占据了我的头脑。两个问题，一个呢，现实问题，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赶上一种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这个现实的问题刺激我，这个问题占据我的脑筋。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刚才说的是个现实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超过现实的、也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对人生不明白，怀疑它，有烦闷，该当怎么样啊，这不是刚才说想出家吗？这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就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2，陈嘉珉辑）
18. 梁漱溟语录——那个时候什么事情很忙呢？那个时候，袁世凯死了以后，南北统一，推倒袁世凯的势力是在西南，广西，主要是蔡锷、陆文平、贵州刘显世。倒袁势力内部有梁启超、梁任公。（[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7，陈嘉珉辑）
19. 梁漱溟语录——（黄远生）那个人，刚才说了，是个新闻记者，他的文字也不是白话文，可是也是很浅近的、很通俗的文言。我就把我选的这一本东西（《晚周汉魏文钞》——陈嘉珉）请他看，请他作篇序，他就作了；作一篇序之后，他就走了，去美国，他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写了一个《忏悔录》，到了就死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9，陈嘉珉辑）
20. 梁漱溟语录——（黄远生）他就是为这件事情跑的。《忏悔录》就是说自己过去一直跟上层啊、跟当时的高官贵族打在一团，打在一块儿，虽然好像是不参加他们，虽然不是吧，但是跟那些人搞得很熟，人家要逼他，要让他拥护帝制，他又不肯，不得不跑，所以他这个忏悔啊，忏悔过去生活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有才的人，有才的人也都有欲望，那么在男女问题上、在用钱上很随便，他的忏悔在这个地方。（[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41，陈嘉珉辑）
21. 梁漱溟语录——我的《究元决疑论》，我就是看了他的《忏悔录》才写的《究元决疑论》。（[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42，陈嘉珉辑）
22. 梁漱溟语录——我的《究元决疑论》就是说，我要是早一点把我的佛学思想贡献给黄先生就好了，我没有对他谈这个，我抱歉。在《究元决疑论》一开头就是说这个话，好像很好的东西没有交给我的朋友。（[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42，陈嘉珉辑）
23. 梁漱溟语录——很奇怪。很奇怪是什么呢？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搞共产党，可是李先生没有说过一句话拉我入党，不知道为什么（笑）。朋友关系很好，可是从没有介绍我也参加共产党吧，他没有。（[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43，陈嘉珉辑）
24. 梁漱溟语录（冯友兰等）——艾：除了您自己以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梁：我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我还要说几句话。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通信。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个人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有点那个叫什么，“什么世不恭”啊，有那么一个四个字（艾：是。），“玩世不恭”（艾：对。），他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的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艾：其实这一点我们西方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公认的。梁：后来不是那个江青（笑）很赏识他，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他还把诗词送给江青，后来江青失败了，所以他的名气也就不好了。这个人还在，还在北京大学，不过不担任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好的待遇，教授的待遇。人也不行了，眼睛有白内障，走路也旁人扶着。艾：没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梁：没有。还有一个哲学家，他也不一定算是代表儒家，有个叫贺麟的，贺麟比较好，比较不是那样随便，不过他是讲德国哲学，讲授黑格尔的。还有一个哲学家，叫沈有鼎，姓沈，沈有鼎。（[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49-50，陈嘉珉辑）
25. 梁漱溟语录（熊十力）——他可以称得起是一个儒家，他始终是一个儒家思想。旁人误会他是个佛家，旁人以为他是一个讲佛学的，其实不是。在国内有一个佛学的团体吧、机关吧，就是在南京，叫之那内学院。（艾：是欧阳竟无？）是欧阳竟无。我跟熊先生认识在前，我介绍他去内院。我们发生朋友关系，说起来好像很可笑。那个时候熊先生他是在南开中学教书，教国文，教中文，他曾经在梁任公办的刊物叫《庸言》上写了些稿子，那些稿子站在儒家的立场诋毁佛家，他说佛家不好，佛家是“流荡失守”——守是操守的守，佛家——他的话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51，陈嘉珉辑）
26. 梁漱溟语录（熊十力）——佛家让人流荡失守。我的这篇文章里头就批评到他，我说“此土”——“此土”就是说中国了，“此土凡夫”，是个凡夫、凡人，“求生存怎么怎么样”，他这个话是胡说，说的不对。文章发表了，他也看到了。民国九年的时候，1920，他在南开中学教书，他写一个明信片给我，寄到北京大学转给我，明信片上说，你骂我骂得很好，我现在放暑假了，我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面。这样子开头相交的。他暑假就来到北京。他这个人有他那个敞亮的一面，他说话说的高兴的时候，他会哈哈大笑，可以手舞足蹈，很畅快的样子。他这个时候站在儒家的立场批评佛家，可是我是个佛家。我说你对佛家不明白，佛家的道理是非常地深的，高深的。他说我要去探求佛家，我说好，我可以介绍你到欧阳那个地方。（[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52，陈嘉珉辑）
27. 梁漱溟语录（熊十力）——所以，经我介绍，他就参加了欧阳的之那内学院。民国九年（1920年）、民国十年（1921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有三个年头，他都在那里。这个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教书，起初教的是印度哲学，后来增加了讲佛家的唯识哲学。唯识这个东西，在佛家里头是很专门的东西，传统做这种学问的是唐朝的玄奘，玄奘的徒弟叫窥基。这个学问内容讲得很科学，它说名相，被称为相宗。它的名词都不能够随便讲的，都是需要很明确、确实，它全盘的学问很有组织、很像科学，唯识论啊、唯识法相。我在北京大学起先讲印度哲学，后来也讲儒家，也讲佛家，讲唯识。开始我讲引用许多西洋科学家的话来讲佛家，讲唯识。唯识是讲八识，头五识是眼耳鼻舌身，第六意识，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识是意识外面的，应付环境的，根本上有个第七识和第八识，七识远比八识……我们人呢，不单是人，一切的动物，一切动物它都有“我”。昨天我说了，一切动物都是向外取，满足自己，所以它都是分成一个外边、一个内边，一个物、一个我。我就在北大讲唯识。我慢慢地写文章讲唯识学，出了第一册、第二册，继续写的时候自己也很不自信，这个讲法对不对？我就想南京内学院他们是内行，他们是能够本着玄奘啊、窥基啊法相宗的学问，他们是内行，我就请他们。我跟蔡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这门功课我讲不了了，我不敢自信了，恐怕讲得不好、不对，我要去内学院请人来讲。蔡校长同意了，我就去请。一请呢，当然欧阳大师是请不动了，我就想请欧阳大师的大弟子，姓吕的——双口吕——来讲。吕（吕澂，字秋逸——整理者）的学问也是好得很，他可精通藏文，通梵文，学问好得很。欧阳大师不放，他的左右手，不放。这个时候，熊先生在内院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了，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一年并且到了冬天了。本来是我介绍去的，我的熟朋友，请不动旁人，我就请熊先生。我说“你来吧”，请他到北京大学讲唯识。哪里晓得跟我的所想的相反，怎样相反呢？我是不敢自信，恐怕我讲的是自己乱讲的，不合当初玄奘从印度学来的那个学问——唯识学。我的意思请个内行人来讲妥当，哪晓得熊先生请来以后大反我所预想，他要开辟新局面，他讲的唯识标明是“新唯识论”，我是唯恐失掉古人的意思，他就是主观地按自己的意思来讲古人的学问。可是这时候已经请他来了，他担任这个课了，尽管不合我的意思我也没有办法变更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52-53，陈嘉珉辑）
28. 梁漱溟语录（周恩来）——我们的周总理是了不起，那个人好，好得很，人好还聪明，聪明极了，很敏捷，很快，头脑很敏捷，人好得很，很可以跟人交朋友。（[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57，陈嘉珉辑）
29. 梁漱溟语录（世界大战）——梁：这是关系到整个世界，它不是中国本身的问题了，中国的前途是看整个世界，譬如说，要有世界大战起来，那么中国是一个情况。世界大战，恐怕迟早要……艾：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人类就完蛋了。原子弹啊，如果真是苏联美国打起来了，连土壤也会受影响，将来好几代都还有生存的问题，（笑）您说这个话很悲观的。梁：我说我粗浅的见解吧。我是这样看，恐怕美苏之间的战争啊、世界性的大战啊很难免，很难免。可是我另外一个猜测，这个世界大战不会出场，我想一爆发战争，苏联那边，美国一边，都会内部爆发问题。艾：假如是用核子武器，那人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了。我了解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假如城市都已经炸平了，炸得没有人了，乡下的人也受到辐射性污染了，当然也可以说是社会发生问题了，恐怕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社会了，零散的一些人还是存在的，恐怕这一点我们美国人看法与中国人看法不同。毛主席说过这个原子弹也不怎么样，纸老虎啊什么的，但一般美国人觉得，一有这种东西，什么都完了。梁：是那样的。我的意思是这么样，如果一爆发战争，还没有等到多久，各自，就是苏联一边，美国一边，各自内部问题就爆发出来。我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话，他对这个问题他也有一个看法，他曾经说过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也许是战争引起来革命，也许革命避免战争”，他说过这个话。如果俄国内部起了革命，美国也起了革命，反而没有大的战争了，他的话是这样说的，或者是革命起来避免了战争，没有两个大强国打了。也许是战争引发革命，一打，还没有打多久，刚一打内部就出问题了，他有这个话，我觉得好像也就是这样，可能是这样。中国刚好在这个世界起变化的时候，中国可能没有吃什么战争的大亏，倒是在世界上两个大强国都出问题之后，中国还能够稳定。应该说我知道的外界的事情很少，（艾：您谦虚了。）不是谦虚，的确我知道的很少，所以我的这种估量吧，这种推测、看法，恐怕价值不大。的确是这样，我是欧洲美国都没有去过。（[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58-60，陈嘉珉辑）
30. 梁漱溟语录（蒋介石）——起初我们没有料到蒋介石、国民党能够被赶出大陆，以前没有料到，因为显然国民党政府是中国政府嘛，共产党只占局部地方，对外国民党代表中国，美国无论哪一方面，军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国民党，我们没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国的武器帮助、外交上的援助，种种好条件、便利，被赶出大陆，这个没想到，实在没想到，为什么就是这样子被赶出大陆了？就是蒋介石太坏了，蒋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义没有，说话不算话，一点信义没有。（[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61，陈嘉珉辑）
31. 梁漱溟语录（毛泽东）——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可是由于这个样子，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所以党依靠他，大家也依靠党，所以，本来他就是孤身一人，可是变成了最高的权威，什么事儿都揽在他手里头。到了晚年就不行，到了晚年人就糊涂了。这个时候旁人没法救，因为他的威望太高了太大了。现在好，现在可以让大家公开评论毛。那个“四人帮”实际上还是他引出来的。现在听说要公审“四人帮”。现在极力矫正，要集体领导，不要个人出失误，极力在矫正过去的毛病。（[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62，陈嘉珉辑）
32. 梁漱溟语录——艾：跟50年前的情形来比，现在已经改善的地方，最多是什么？就是说，哪一方面跟50年前比是好的。梁：还是政府跟党、社会的变化。过去是党的领导太强，几乎广大社会太被动，现在慢慢变了，现在底下慢慢地起来了。现在他们有两个口号，一个叫民主，一个叫法制。过去没有法制，（笑）毛主席的话就是法制，大家都是在被动，几乎就是他一个人在那儿动（笑），大家跟着走，大家捧着他。（[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63，陈嘉珉辑）
33. 梁漱溟语录——就我自己说，我想要做到的——我曾经说过一下了——就是让散漫的农民——各自顾身家，顾我一身一家的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够组成团体，现在组织起来了。团体组织是一面，是中国所缺乏的，要赶紧往这方面走。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上是太缺乏了、太落后了，那么怎么样子把科学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引进到农业上，引进到农业工业化，这个事情现在也能做了。一个团体组织，一个科学技术，这个两面，从前我搞乡村运动的、我想要做的事情，现在都往这个方向走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64，陈嘉珉辑）
34. 梁漱溟语录（毛泽东）——我补一句话，毛主席曾经讲过一个叫做《论十大关系》，那个话很重要。那个时候，好像是1956年吧，那个时候就毛本人也是他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就是他很清醒，很要求各方面提意见、提不同的意见，把自己某些做错了的自己宣布：这个错误我负责，应当是我的事情，不能怪旁人。那个时候是他最明白的时候，后来就不行了，后来晚年就糊涂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64，陈嘉珉辑）
35. 梁漱溟语录——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监督着这个政府，或者上台的那个，有什么做错的，或者不得人心的，下台，他就上去了，两党轮流执政，这就是英国的情况。我以外的人他们都是梦想这个东西。英国，美国也是两党。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主要说是在工业上，同国外比较，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这样一个太落后的中国，那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缺欠把它补上去不成，要补上这个事情，必须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采取一定的方针路线，依靠这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才能够把那个补回来，不能够你上来，我下去，你上来，我下去，这样子就不行啊！这样今天是这样方针计划，明天又那样子，那不行。所以我一个人总是梦想这个样子，可是旁人，就是说我以外的其他的党派，他们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想学英、美，学两大党。可是后来嘛，局面居然落到我所想的，把国民党赶出去了，大陆上统一了，统一了，共产党掌握政权，一直掌握几十年，刚好做了不少事。可惜这里头还有些动乱，可惜在这个过去的30年里，还有些个动乱，可惜。可是看现在这个样子，动乱过去了，今后可以迈大步前进，所以我很乐观。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的希望。（[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65，陈嘉珉辑）
36. 梁漱溟语录（印度文人）——古印度人的学问，不是在口头或是头脑、在人的意识上，不是这样。它的学问的根本，就是要人的生命根本起变化。它不是一种在头脑、口头的一种空谈。这个他们叫做Yoga，中文翻做“瑜伽”。印度各宗派有各宗派的“瑜伽”，相似而不同。不同，可是还是有同的地方，因为相似嘛。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说的，要从世俗的生命里头得到解放，解脱，让人根本起变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他们叫做“证果”——证是证了，果是结果。所以印度各宗都有各宗的证果，很相似而不同。比如照我说吧，我站在佛家的立场，我认为佛家在证果上，是没有走入偏差，是一直达到最高的解放。最高的解放是什么呢？就是成佛。所以佛家的书、佛典，跟普通我们由自己的思想意识写出来，不一样，它有很实在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就是实在的生命变化。那个人不再是人了，那个人已经最高，就是成佛了。这个从低层到最高层，它分为十层，这个一层它叫一地，就是土地的地，十地就是十个阶层。佛经有《论》——议论的“论”——有一部很著名的、很要紧的书，就叫做《瑜伽师地论》，这个书有一百卷之多，它就是讲要成佛。要做这个功夫，做瑜伽的功夫，做瑜伽的人，就称瑜伽师，瑜伽师从低到高，一层一层的，地位不同，所以叫《瑜伽师地论》，总共十地。到了八地——一共十地——就算是菩萨，八地菩萨，十地也就是成了佛。昨天不是说过一下，那个“戒、定、慧”。（[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69-70，陈嘉珉辑）
37. 梁漱溟语录（熊十力）——一定要持戒、守戒，然后才能够入定，由定才能够生慧。这个是三样，通常是说六波罗密，六波罗密就是在这个三样之外，又有三样。这个又有三样里头，有一样叫布施，布施就是什么都可以给人，就是无保留。布施是一样，还有一样叫做精进，第六是般若，这个合起来就是六波罗密（梁先生在这里讲六波罗密，将布施、忍辱、精进、戒、定、慧中的“忍辱”遗漏，而将慧，即“般若”，讲重复了——整理者)。一定要修六波罗密，然后你的生命才能起变化，以至于达到一种根本变化。根本变化到了第八层——它一层一层，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八地——可以成菩萨了，十地就成佛了。以上的话，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佛家要紧的是在自己的生命起变化，或者叫生命的提高吧，不是空理论。我们现在就回到讲熊先生了。熊先生他错误在什么地方？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凡人，这个中国叫“凡夫”，“凡夫”就是普通人。他没有做过实际的这种修养功夫，他去讨论人家那种功夫上的事情，这个是不行的。底下再点明，佛家的学问，也就是瑜伽师，从瑜伽师才产生了唯识学；熊先生却是一个凡夫，一个外行人，他要改造唯识学，所以他那个新唯识论，一方面呢，也采取一些个印度古人的东西，但是他也掺杂很多自己的意见，改造它。这个事情我认为是胡闹。可是我已经从南京把他请到北京大学了，那么没有办法了，他要讲新唯识论，还是给他去讲了。关于这个问题就这样结束。附带说一句话，熊先生这个人跟我的朋友交情还是很好，因为他这个人对人很开朗，他喜欢大声说话，喜欢大笑，有时候他也发脾气，但是由于他很开朗，所以朋友的关系还是很好。关于这个问题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可以再谈别的问题。（[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70，陈嘉珉辑）
38. 梁漱溟语录（冯友兰）——昨天好像提到一下冯友兰，（艾：嗯，您提到过，讲过冯友兰。）可是冯友兰写书，也写到儒家了，写中国的古代的学术，那他这个人是印象不算为佳，就是他的为人。（[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71，陈嘉珉辑）
39. 梁漱溟语录（自己的身体，植物性神经系统）——梁：我现在不说人家的，说自己。我每天早晨起床，比如说现在的这种天气，早晨5点钟就醒了，起来了，在床上起来做功夫。艾：什么样的？梁：功夫要做很多，有这几样主要的吧：主要的一样就是搓腰肾（示范），搓一搓揉眼睛；然后再搓一搓，再揉眼睛；再搓一搓，再揉眼睛，这么三次，还不太多。艾：那这种功夫是……您说是跟别人学的，这算是什么样的功夫呢？梁：传授这种锻炼身体的，有好多不同的。我现在还没说完，这不过是好多样中的一样。搓腰肾是一样事情，再一样事情比较重要的是搓脚心、脚掌（示范），要搓一下。我说一下，中国重要的、著名的学问是两大派，两大派都是从很古的时候传下来的，一个就是道家，老子、庄子这一派，一派是儒家，孔子这派。这两派不大相同，都是传自远古，很古。中国的中医就是从道家来的。中医不单是用药跟西医不同，主要是它的学理就不同，因为它没有多做解剖身体的功夫。在远古的有，在《史记》里讲扁鹊仓公，他有时候要开肚子，把肠子拿出来洗，然后缝上，这个事情在古书里头有，后来中医就没有这个了，不敢给开肚子了，就是给你吃点中药。可是中医的书就是这个《黄帝内经》，还有一种叫《难经》，《内经》之外还有一种《难经》，困难的那个“难”字。这种经书内容最喜欢讲人身上的经络，就是讲血脉的流通的，可是它这一方面讲经络、血脉流通，它不是像西方说解剖那样。它是道家，道家要让大脑休息下来，人的大脑主要是应付外面的，应付环境的，它让大脑休息下来。大脑休息下来，人有一种植物性神经系统，这种植物性的神经系统，它也隶属于大脑，可是大脑休息的时候，它就更好活动，因为大脑休息的时候，它就可以避免大脑的干扰。比如我们吃饭这种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都是属于植物性神经系统，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心里头还在那儿发愁、忧虑，那个饭吃不好，影响消化，或者你正在发怒，勉强吃饭，都不好。就是没有这种外来的刺激，顺其自然地让植物性神经系统很自然地进行它的活动，那就是好。通常啊，由我的看法，这个气功，在我看都是要大脑休息，给人的身体的植物性的神经，让它活动，利用人身体本有的一种机能，利用这种本有的机能可以把人身上有些毛病，可以把它修理好。依我看呢，气功就是这样。不过我呢，我也曾经去学过气功。我是因为喜欢用思想，所以我就有失眠的病。失眠很痛苦，所以离现在有二十多年了，现在是1980年，大概在1956年，有一个地方地名叫北戴河，海边上，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游览的地方，那个地方曾经成立了一个“气功疗养院”。我有失眠的病，我就到那个气功疗养院，住在那个地方疗养，在夏天的时候。疗养院好像有三种功夫，三种功夫有点分别，不大一样，当然入手就是要静坐。他们布置的环境也很好，每一个人过去都有一间小屋，这个屋子不是太大，给你在里边休息吧，睡啊。这个屋子避免强的光线，不过你喜欢出来散步，完全可以随你意思出去散步，你想回来就回来。一居（音同），包含一昼夜24小时，不要见人，不要跟旁人接触，也不要看书、看报。你坐着也可以，不过坐着也有正确的姿势，你愿意躺下来也可以，偏着左侧躺也可以、偏着右侧躺也可以，完全随你。要紧的呢，就是让大脑休息，要静下来。你一静下来，按照他的指点，你就会自然起作用，自然就走上气功的道路了。刚才我不是说了一下，他好像有三种功夫，很多人到那里去疗养都很有效；最有成效的、有成功的是胃病，比如说有一种胃下垂，还有一种叫做胃溃疡，按照他的指导做气功，胃溃疡就好了。可以透视，溃疡结疤了，胃下垂也好了。他就是借助人身体本有的生命的力量，不要吃药，所以有些个病人到那儿去疗养就都好了。可我去呢，我是睡眠的问题，也很见好。这个见好呢，当然也还是靠大脑静下来了，不用大脑了。可是我没有像气功疗养院所指点给我的，好像路子不是那样，可能像是佛家的。我附带说一句话，我不敢……我猜想吧，我的看法，他们这个气功是中国古时道家那一派的，而我呢，虽然按照他的条件去做功夫，要大脑休息下来，要清净，可是我就达到了一种境地，这种境地呢，就是一念不起，一个念头也不起，好像是佛家的定功。这个是不是一种从前说的“老僧入定”，可以一念不起，很好……有过这个经验之后，觉得很好啊，所以再去做的时候，就有点期待心，等着它来，盼着它来，不行了。你期待它、盼着它，它不来了。就是，你还是要放下，你不要说是“昨天的那个过得很美，我今天还愿意再来一回”，不行，你还是得放下，放下，放下，不要有一个期待心，那么才会出现。我所得的这个，我认为很好的这个，好像是“入定”吧，是佛家的，跟他们的气功不很一样。我后来回到北京，到西山上庙里头去住过两个月。（[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74-76，陈嘉珉辑）
40. 梁漱溟语录（平淡）——……没有继续深入、继续去做这个功夫，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好像在自己生活上有好处的，就是无论什么事情，我总是很平淡——平平常常的“平”，淡泊的“淡”。我很平淡呢就是好像没有多大要求，也不用满足要求而高兴啊、喜欢啊，因为不满足而生气、不高兴啊，两面都没有，两面都是放得很平，平平淡淡，平平淡淡。比如在毛主席的领导，让大家都要学习，学习就有学习小组，大概十几个人啦、二三十个人啦，大家可以随便谈啦，彼此听听，有什么心里话，要大家说出来。他们的一个口号叫做“思想见面”，你把你的思想拿出来，我把我的思想拿出来，彼此见面。那么，各自拿出来了，也就彼此有些批评，见面了，我也可以批评你，你也可以批评我。这个时候也是有争论的，有交锋的，那么我也就是曾受过旁人的批评。毛主席他有一次批林批孔，那时1973年，在小组会上大家都批孔，我就说在领导党、党的方面要批孔，也许在政治上有它的必要，需要批孔，我不大清楚；不过呢，毛主席也说过，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那么好，我保留。我第一次表示我保留，保留不同意见，但是我也绝不说反面的话，不要批孔，我也不说这个话，我就是要沉默，我不说就是。可是尽管如此，一同学习的人，他常常还有意地引逗你，引逗你让你说话，你说出来，就好批评你。……最怕的是引起围攻，很多人围攻（笑），有过这样的事情。围攻，那么我就说“好，我静听大家的批评吧，我不说话了”。在过去，在1974年、1975年，都有批孔。（[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77，陈嘉珉辑）
41. 梁漱溟语录（毛泽东）——……（此处声音模糊）就不能不谈到对老中国的看法、认识；他对老中国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阶级问题。他是阶级斗争，我就说中国的老社会，秦汉以后的社会，特别是从明代、清代600年以来的社会——早的社会我们不太清楚、不大敢说——明清以来的这个社会，在我看，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贫富贵贱可以上下流转相通，它不是像外国那样的一个阶级，很固定很成型，没有固定成型，而是上下流转相通。中国社会散漫，流转相通呢，它就散漫。散漫就斗争不激烈，不像两大阶级，一个贵族，一个农民或农奴，中世纪的，或者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跟工人两大阶级，中国缺乏那个东西。中国人喜欢调和（笑），斗争还是有，不过不大习惯斗争，斗争的两面，强大的也没有。我说这个话，他也不能完全否认。辩论很久了，他最后就说了：梁先生，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类的社会，还有它的一般性嘛。我说对，你说的话，我完全同意。不过，正因为我完全同意你说中国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这样子，可是我要强调特殊性要紧。比如说，一个人，你认识这个人，你说你认识这个人，这个样就……你要说这个人的特色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么算是认识了这个人。不能从“一般的”去说，说这个人是个人，或者这个人是个男人，这个人是个中年人，这都不行，你得说出这个人的特点，你才算是认识了这个人。因此，我说你这个不如我，我是抓住中国社会的特色的一面。谈话就结束了，说不下去了，一般性跟特殊性的比较是这样。（[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81-82，陈嘉珉辑）
42. 梁漱溟语录——我不是昨天说过一下，从乡村入手是没问题了。入手干什么呢？主要往哪个方向去做呢？两条，就是让散漫的农民渐渐地有了团体组织，一面呢，从旧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人力，要引用近代的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面，这两面现在毛主席说的，他从开头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这是往组织里头去，不可避免，中国想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大家只能走一条路。（[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87，陈嘉珉辑）
43. 梁漱溟语录（学问，思想）——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国文，我的西文不行。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够歇一歇，我说我不行。（[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89，陈嘉珉辑）
44. 梁漱溟语录——我自己承认我是个有思想的人，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90，陈嘉珉辑）（梁漱溟先生对自己唯一的肯定。——陈嘉珉）
45. 梁漱溟语录（文革，1966年）——艾：把您家人赶走，然后他们自己住？梁：他们占据了北房，把我赶到南房；南房是5间，把我赶到5间里头中间的一间；中间一间刚好是5间里头窄小的一间。艾：那他们占领了多久了？梁：他们占了大概二十一二天，占了北房。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有电话，他们认为很好，电话可以逗乐。我自己还算是还好，就是没有打我，可是打了我的内人，打了我的妻子。艾：那她受伤了没有啊？梁：那个时候是8月24，是一个夏天，热。人穿的衣服都单薄了，穿一件呢，他们打的结果，血透在衣服外边。艾：打得很重才这样。梁：不是太轻，可是没有打我。艾：是闯进去的时候打的，还是……梁：刚冲进去的时候还没有打，刚冲进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屋里头的家具——有一个衣柜，有玻璃的衣柜，都给从北屋里头摔出去，把我们睡的床铺就拆了，书架上的书都被拿出来扔在地下，大本的书，有《辞海》、《辞源》——一种工具书，没有什么思想内容，他也都给它撕了。艾：这是什么道理呀？梁：（笑）小孩子他什么不管。艾：您夫人给打了，家具也……梁：毁了，许多箱子里都有字画，他就给扣出来，烧。艾：烧？这样损失很大。梁：烧的灰都成堆，纸灰成堆，灰的堆要外面来车撮走，一次撮不完，撮两天三天才撮完。那个时候很乱很乱。艾：那我书里也写错了，香港您朋友没有听说您有什么损失，所以书里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梁：我自己没什么，没有打我。艾：是啊，起码把东西弄坏了，打了您的……梁：损失很大。艾：我以为，您还算是毛主席当年认识的老朋友，他们也不敢怎么样子。所以，书里写错了。您夫人打得血出来，住院呢，还是……梁：也没有。艾：她年纪已经蛮大了吧？梁：70多了，我那年是74，她71。艾：哦，是吗？我也弄错了。梁：除了在自己家里头来打之外，他们还把她推出去，推出去斗争，斗争不是斗争她一个人，还有旁人。艾：斗争就是骂她们……梁：啊，斗争就是批评、骂，可是也没有斗争我（笑）。艾：是啊，这个倒算是奇怪了。那些孩子他们知道您是什么人啊？梁：知道。他们把我推到5间屋子中间的小屋里头，不让出来（笑）。艾：哦，这奇怪了。这些孩子是北京市的孩子呢还是……梁：123中学，第123中学。我住的地方叫小铜井，城墙上有一个豁口，他们都在豁口外头的第123中学，是个初中。艾：附近的孩子……梁：不太远，有半里多路。艾：这21天过去以后……梁：他们才撤退。艾：撤退以后又发生什么事了？也发生别的事了吧？梁：比较说没有什么。艾：比较说没有什么？这个算是还好，那是1966年的事，（梁：1966年8月24。）那一次以后也没有别的什么……（[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93-95，陈嘉珉辑）（对比巴金批评文革，或许巴金表面激烈，内心还是要平静得多，要不他不会活到百岁高龄；或许是通过激烈的文字发泄之后，心情也就平静了。——陈嘉珉）
46. 梁漱溟语录——艾：您这一辈子最大的失望，或者遗憾是什么呢？梁：没有。艾：（笑）没有失望？怎么可能呢？梁：因为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比如我本来抗战起来之后，就奔走于两大党之间，事情都做了，也还都算是顺利，发起民主同盟，旁人以为我是想搞一个党派，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中国不需要什么党派，不像英国、美国那样。所以我虽然发起同盟，主要是在两大党之间代表广大社会来牵扯着他们，不要他们两个打架、斗争，而推动或者抗战，或者建国。随后我觉得不需要了，我就退出了。现在民盟、民建都还有，我没有参加。艾：那么内战还是没有避免的，这个算不算是一种遗憾，或是失望，您奔走了……梁：刚才说了，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够统一，大陆的统一，没有想到。所以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条件太好，它不应当失败，好的条件，但是他居然失败了，居然挡不住了，那么大陆统一在共产党手里头，也很好。不好的就是要打。（[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97，陈嘉珉辑）
47. 梁漱溟语录（东西文化的调和）——艾：其实这个问题，我知道您会觉得问得不好，您著作里已经算是回答了。因为您还可能改变了主意，所以我今天还是问。您觉得中国是否可能某种程度上促成东西两大文化的协和、调和？梁：事实上已经在往这样一个方向走了。特别是在中国，不能不吸收外国的科学，不能不吸收外国的文化，所以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西洋有没有受中国的影响呢？我就不敢说了。中国受西洋影响是很明白的。艾：您以前说，总有一天，势必有一天，人类的文化，西方的人，还是会转回到中国或者儒家的路上。梁：这个就是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要在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照我的看法，它慢慢地要成为过去，就是社会主义要到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不同，在我看来，一个是个人本位，一个是社会本位。资本主义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以我为中心。社会本位就不能够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就变成要互相尊重了。艾：我还是有两个问题：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会不会是社会本位的？事实上是如此吗？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古巴、越南、柬埔寨这些社会主义的国家，尤其是柬埔寨啊，杀人如麻，那怎么能说是彼此尊敬呢？梁：当然不是。苏联，在俄国这个地方，出现共产党，出现共产主义，在我看也是一个变态，不是按照社会自然发展出来的，因为苏联没有经过多少资本主义那条路，没走多少，它在沙皇底下没有多少资本主义，一下就变了。所以，它不是把资本主义走到头，然后转入社会主义，不是那样的。艾：是。我明白您的意思。东欧的国家，古巴、柬埔寨、越南这些地方也是一样。梁：在俄国，它还是从沙皇的那种专制，转成共产党的专制。共产党专制如果在列宁底下领导，大概会要很好。可是列宁死得很早，所以它那个旧的传统、旧的习惯，还是从沙皇下来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很有力量。列宁死后的斯大林的，特别是现在的勃列日涅夫的，这个情况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还是顺着沙皇的那个老路下来的，顺着那个老路下来的一种专制；而一般的俄国人，他们没有像西欧的国家，享受过自由啊、民主啊，也没有享受过工业很发达，社会很富，人民很有享受。所以现在的青年人，他看到西欧人享受，他很羡慕。现在的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它算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在我看起来是一种变态，而这种变态是合于它的历史的，合于俄国的历史的。这种变态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我看它是一个变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底下它可能要翻案。我认为这么看，可能要翻案。像是勃列日涅夫他们这种党的专制，恐怕底下不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会要起变化，这种的统治，我想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它要变化，它不会很好的维持下去，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梁先生这个1980年谈话之后11年，1991年，苏联解体了，共产党政权垮台了。——陈嘉珉）我这么看。不会像中国这样子，中国底下没有大变化。艾：第二个问题，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工业先进国家的历史来说，马克思全错了，他原来预测无产阶级越来越多，资本家越来越少，结果就爆发了革命。可是现在的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也没有这种现象，来了一些以前没想到的好几种可以说是阶级，工业方面的白领工人越来越多，服务事业上的工作越来越多，资本家也没有马克思讲的那么清楚、那么干脆、那么明确，所以呀，他既然错了，21世纪历史的发展将来说不定……梁：他没有料到他的估计、他的看法跟现在不合，不像他所料想的那个样。现在的情况，他们的讲法有所谓“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现在我看，像美国的上层建筑，很有力量，现在的上层建筑不单是一个掌权的问题，它也是学术文化，学术文化跟有钱、跟有权都连起来了，好像是不容易推翻的。艾：这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大众化的这种文化，各地方的老百姓大众、群众都很欢迎，东欧是这样，连苏联这个国家里面也是这样，西欧是这样子了，亚洲的好多地方也是这样子了，受了美国的文化的影响。有的国家也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的影响根本没有，东欧根本没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力量，不过美国所发展的这种大众化的文化，依我看是什么地方都有了影响，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甚至服装啊，东欧、苏联的人，美国式的镜子、牛仔裤什么的，这是为什么？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梁：美国的确在很多地方、很多方面是先进，旁的国家就要学他了。艾：这文化的产品，到底有没有什么先进的落后的分别呀？技术比较客观的要求来衡量什么技术啊，还可以算……梁：我说文化包含了技术。艾：是。文化产品这些东西，比如电视节目，那是个好例子，美国所做的，好多国家也是在放演美国的电视节目，不过怎么可能说美国的电视节目、大众化的文化产品是先进的呢？因为文化有两个意思，比较狭义的文化，不是广义的文化，怎么可以说是有进步的、落后的？现在在日本，很多日本人还是在看美国电视节目，在日本电视台播的。为什么他们不看日本自己的？就是说这个现象，美国的文化影响很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工业方面美国是很先进的，所以别的国家的人觉得……，以我自己看，好像是一种求时髦，世界范围的一种时髦，包括很多服装、化妆品、化妆的样子、书啊、杂志啊、电视节目啊、电影啊，这些所有的所谓大众化文化产品，我就想请教，您觉得这个现象——美国大众化文化的影响，是怎么产生的？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美国文化的影响是为什么发生的？梁：我不晓得我回答得对不对。（艾：没有对不对呀。）我回答的是不是你所问的。（艾：哦，是。）我的从前的看法，就是美国的确在科学技术方面是比旁的先进，比如苏联，赶不上。西德、日本都有许多很高明的，中国现在很想在这一方面来吸收补充。艾：请您谈一谈，在您的一生之中，您所学到的是什么，和从未学到的又是什么？梁：一切的学习，实际上不单是一种因袭，不单是向人家学。一切的学习都有创造，都有自己的一面，不完全是学人家。不过也不相同，有的人就是自己创造少，学得多，有一句中国俗话叫“依样画葫芦”——按着样子画葫芦，有不少是这样的人。不过就我自己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创造性多过学习。虽然一切的创造里头都有学习，不过是一个比较的不同，有的人是学旁人的东西，但是在学的里边创造很多。我自己呢也就是这样的。好像我从外边所得的都是一些个资料，资料到我手里头，我把它运用、创造。我是一个创造性比较大的人。就中国的学问说吧，中国的学问、中国的文化，论底子我是很差的，我已经说过了，我没念古书，可是中国的古书里头好的、精髓的，帮助我很多，我还是能够领会。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学问家——孔子，我觉得我对孔子的了解、懂的，比那个宋朝的朱子——朱熹，懂的要多一些。我常常给人家这样讲，我举一个例，孔子不是自己说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朱子就每个阶段他都讲了，比如那个很不好讲的，就是“耳顺”——一个“耳”，一个“顺”——什么叫“耳顺”呢？他就讲了，他用了一句话：“声入心通”——声音进去了，心通了。我不赞成。我认为，不但是“耳顺”我们不好懂，实际上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不好懂，不要乱猜，不要猜想。“十有五而志于学”，好像还好懂一点，“三十而立”，那个“立”是立什么呢？“四十不惑”，“不惑”又是对什么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那么什么叫天命呢？“耳顺”，什么叫耳顺？我以为，孔子四十的时候，他也还不知道他五十岁的进步，他还没有那个进步，他那个时候也还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旁人怎么知道？旁人不知道，不知道你就不要说，不要讲，所以像朱子那样讲，我不同意。所以说，这一些话我们是不敢乱讲、乱猜，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应当承认自己不知道。承认不知道是一面，还有一面我们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他没有说旁的事情，他没有说到对自然界的知识，也没有说到社会科学，也没有说到政治、经济，他都没有说。他所说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生活在说话，没有说到外头去，因为他本人的学问是这个样子的一种学问：是生命、生活之学，不是旁的学问。所以他最好的徒弟，不是颜渊吗？颜回吗？颜渊颜回……（[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01-105，陈嘉珉辑）
48. 梁漱溟语录——艾：您有几篇连续的文章分成几部分了，比如《我努力的是什么》，这是有的……这是在回想、回顾您过去的生活。您想到过去的时候，您以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我们曾经连续三年，每一年都开一次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工作是我过去主要的奔走的一样。再一个就是为国内的党派的团结抗日。因为我去了游击区一次，在游击区看见两党的军队自己打，我就很怕引起内战，引起内战就妨碍了抗日，抗日期间不可以有内战啊，所以我就先搞“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其实不对。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两大党之外，还要一个第三个党派，我没有这个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个什么党派，所以现在还有民主同盟了，可是我不参加。第一段是搞社会运动，第二段是奔走国事。艾：您私人生活的重要的大事？您说的是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两个大事，那您私人生活没有重要的大事吗？梁：那就是我的写书了。我写的书，特别是最大的一本书、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我曾经请教英文好的朋友，我说我这本重要的书《人心与人生》，要翻成英文说，这个名字怎么翻呢？他说人心这个字，英文不是一个字，有两个字跟这个有关系，一个是mind，还一个是heart，所以要是给你翻译一个英文名字，那就是mind and heart and life。艾：是。我也觉得不怎么妥当，虽然是直接翻成英文是这个样子，不错，心有两种意思，不过还是有点不……梁：勉强？艾：不顺耳。这样吧，假如您愿意，我也很高兴把您的那本书翻成英文，没问题的，我想。梁：我想我一生，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写成这本书是我的最重要的事情。（[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09-110，陈嘉珉辑）
49. 梁漱溟语录——艾：是，是跟第二个了。问题是谈起妇女问题，胡先生说您提出一种理论来，说是妇女不是创造者，是创造创造者的。而您夫人发脾气说您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胡先生说您就是捧腹大笑，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呢？（笑）这么小的事情您可能不记得了。（梁：对。）您对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有没有高见啊？梁：我不是上次说过了，我有一个外国朋友，他自己叫做卫中，卫西琴，他很深刻地讲男女的不同。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话，你说了。自然，也就说是天吧，天给妇女的一个任务或者说是使命，是生孩子，主要的，在妇女的一生中，就是中间的阶段——能够生育的那个阶段，太早了不算，太晚了老了也不算。太早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很像女人的女人，太老了也不像一个很像女人的女人，正是中间那一段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这个阶段天给她的责任、任务，是生孩子。她的任务在身体上，不是在头脑。男子的任务是在头脑，所以按照自然的也就是天然的来办，来做事情，才是对的，不按照天然的，勉强的，不大好。所以他——卫西琴，论调是说关于做学问，乃至于或者做政治家，做军事家（笑），都不合适。不过也可能做艺术家还可以，这是他的见解。我很同意他的见解。好像是从前有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德国人，好像他说过——叫叔本华，（艾：是。）他说过，女子是什么呢？妇女是什么呢？妇女是一个大孩子，是个小孩，可是不是年纪很小的（笑），是个大孩子。妇女跟妇女容易到一块儿，比如一个大的会场，妇女跟妇女就凑在一堆，大家交谈，男人自然也有成堆的，可是有很多是散开的。你到一个大的会场上一看，有这种情况。妇女坐在一起成一个堆，讲话，讲得很高兴，有一个情况，按北京话吧，不像男人那样能够沉住气，有点浮动。这都是说妇女跟男人性格不一样，重要的是像刚才说的话，好像自然、天给男人的任务是创造，无论是学术上的创造或是政治上的创造，乃至军事上指挥作战的创造，都是创造，这种创造都是应当归于男人的，不要把这种创造指望于妇女，因为妇女她有她的任务，她有她的使命，天给她的使命。卫西琴这个话我倒觉得很同意，很承认。（[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13-114，陈嘉珉辑）
50. 梁漱溟语录——梁：我倒是同意刚才那个外国朋友卫西琴的见解。那个朋友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外国人特别是西洋人，外国的女人像男人，中国的男人像女人（笑）。艾：（笑）那您以为这个有道理吗？梁：这是说事实，事实上这样。对不对呢？我觉得说的有几分对。外国的女人呢，有点像男人，并且她好像还要不单已经像男人，而且还要争取做男人。（[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14-115，陈嘉珉辑）
51. 梁漱溟语录（最佩服的人）——艾：您最佩服的中国人，无论是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中国人是谁啊？梁：我很早、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钊，他号叫章行严先生。他写文章的笔名有时候写秋桐——秋天的“秋”，梧桐的“桐”。我年纪小的时候，我在中学读书，14岁到19岁毕业了，十四五六七八，这个时候我就看见章行严先生——章士钊了——他的文章，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名字，姓名不知道，就是看见他的笔名叫秋桐。他写的文章，一种是欧洲通信，他人在欧洲，写给报纸，把欧洲情况，叫做欧洲通讯、留欧通讯，我看得很有趣味。特别是呢，他有些个论政治制度的文章，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要学外国，政治上学外国，那么就有开国会的问题，有议院。议院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两院制呢，还是一院制？议院跟政府的关系，像英国，政府是对国会负责，对众议院负责，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有兴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热心中国的政治改造，最欣赏的、最觉得好的是英国式的政治，他刚好是介绍这个东西，讨论这个东西，中国要学外国，就是学两院制呢，还是一院制就可以了呢？有没有必要两院呢？他这些个文章我都爱读，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留个笔名。这是在我年纪轻的时候，年纪只有十几岁的时候，而且在北京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报纸、看文章看到这个，我就欣赏这个人，欣赏这个人的议论、文章。后来呢，就看见上海有一个叫《民立报》，《民立报》发表的文章也多半是论政的居多，这个文章笔名就写行严。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姓什么，可是我看见行严的文章，就想这个人的文章恐怕跟秋桐是一个人，真的姓名我还不知道，我判断他恐怕是一个人。后来呢，在日本梁启超、梁任公出了一个刊物叫《国风报》。《国风报》上偶然登了一篇文章，《国风报》多半都是论政的，偶然登了一篇文章，是讲把西文、西洋学问的名词翻译成中文，翻译、译名的问题，怎么样的译名算是译得好。因为过去严复，严几道先生他就讨论过译名的问题，他有三个标准：一个是要信——言而有信的“信”，单人旁一个言字；一个标准是信，还有一个达，表达出来，第三个还要雅，文雅。严先生论翻译讲究这个，他翻译外国东西要遵守这三个标准，所以他翻译出来外国的东西，都是文言的，都是很文雅的，没有白话。这个问题就叫做译名问题、翻译名词的问题。在《国风报》上看见有一篇文章，是讨论译名、讨论翻译问题，署名叫“名质”——人名的名，物质的质，讨论的问题不是论政，跟我看到的文章不相合，这个“名质”用的人名、笔名，既不是秋桐，也不是行严，而是用一个很新鲜的“名质”两个字，但是我一看，这三个名字实在是一个人，我的判断是这样，后来证明果然是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在日本出版一个刊物，叫做《甲寅》，这个时候我给他通信，从书信上有来往，我才清楚他的名字是章士钊。后来到北京，我就很喜欢跟他亲近，很佩服他。可是佩服他之后，我又失望，怎么失望呢？因为这位章老先生，他比我岁数大了很多，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多才，多才嘛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赌钱，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个、两个、三个，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虽然很不喜欢，我还是一直到他90岁的时候我还跟他往来。（[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15-117，陈嘉珉辑）
52. 梁漱溟语录（毛泽东，柏格森）——艾：您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无论历史上的人物还是在人世的，是谁？梁：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现在的，恐怕还是毛泽东。艾：还是毛泽东？那您……梁：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不过他晚年就不行了，晚年就糊涂了，有很多的错误。艾：那毛泽东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梁：整个儿地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不过他这个人到晚年就糊涂了，有很多做错的事情。这个错的事情，失败的事情，在周恩来没有。周恩来是中国从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你指不出来他的不好的、做错的事情，几乎没有，非常的完全他这个人。不过，很巧地，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给毛泽东做助手的这么一个人。论人可是最好了，周恩来人最好了，最好。艾：我也倒是觉得您这个说得很对。梁：人人都纪念周，可是对毛，有人就不满意，某一件事情不满意。艾：毛主席同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来比，您觉得他比较像历史上的什么人物？再过100年，1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研究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他们会不会把毛的角色和过去的什么人的角色来做一个比较？梁：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一般的说法都说汉高、唐太，汉高祖、唐太宗，一般大概都是说这样子。可是（笑）毛看这些人，不那样，好像他看得平常。艾：另外一个问题，您最佩服的外国人是谁？就是说您听说有，或是书本里认识的外国人，您觉得最佩服的外国人是谁啊？梁：我在哲学思想上最喜欢的，也算是崇拜吧，是法国的柏格森。艾：到现在还是，我记得您当年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您也这么说，您说第一次阅读柏格森的著作，觉得是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事。所以您还是觉得外国思想家来说……梁：当然德国的康德，我也很佩服他的思想上的深刻。艾：那么政治界的外国人，您有没有觉得伟大的？梁：我就不大清楚了，政治家、军事家，我不大清楚。一般地，常常说出来的伟人，像拿破仑啊，一般地大家所说的，那么我也就随着大家吧，自己没有特别的看法。艾：很多人认为您是当代具有独特智慧的人物，您有今日的成就，在您背后支持您的原动力是什么？梁：支持我的原动力？好像我还不大明白这个……艾：哦。也可以说是动机，也可以说是心理的、精神的寄托，就是说为什么有今天的成就？梁：我觉得还是得力于佛，佛学。艾：好，这个问题我了解了。梁：我愿意把佛跟孔子我再说一下，因为你不是说（笑）我是“last confucian”吗？我想把佛跟孔子的异同说一下。也许我们已经都说过一下，孔子、儒家他总是站在人的立场说话，他说来说去还是归结到人身上。可是佛家，他是超过人说话，他说来说去，归结点也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超过人的那个地方，所以好像他们是很不同。不过还有同的一面，就是“无我”——没有我——“而救世”，佛家话就是众生，众生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就中国说吧，儒墨，墨子也是这样子，都是在他生存的这个时候，他总是一生都在为大家奔走。所以表面上没有很大分别，但是我底下就要说一下孔子跟佛的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在“我”的问题上，关于“我”的问题，把它讲得最清楚的，分析得最清楚的，是唯识家。佛学的唯识家，是讲八识。八识，前六识，眼、耳、鼻、舌、身，这是五个，加上一个“意”，这个就是前六，前六都是应付外面的，都是工具，都是对外的。运用这个前六识的，是生命，是活的，比如说人吧，活的人啦，这个在唯识家讲，叫做“第七缘第八”。艾：其实我应该多在这方面下工夫，研究您的思想的时候，您是研究唯识的，很复杂，您的思想很丰富，佛学方面我没有下多少工夫。梁：第七就是“末那识”，第八是“阿赖耶识”，运用这前六识的工具而为之主的，就是这个“第七缘第八”。怎么叫做“第七缘第八呢”？就是这个时候执著一个“有我”，它叫做“我执”。艾：“我执”？梁：就是这个“执”（示意）。（[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20-122，陈嘉珉辑）
53. 梁漱溟语录（破执）——两种执，我执，一种叫“分别我执”，“分别执”；一种叫“俱生执”，“俱生我执”。“俱生我执”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是不等到分别就有。“俱生我执”很深，很隐——隐藏的“隐”，“分别我执”就浅。最深的也就是最有力量的我执啊，是我们生命、生活的根本。通常在活动中、生活中，都有一个“分别我执”在那儿活动。可是假定我们睡眠，最好的、最深沉的睡眠，一点梦都没有，大脑完全好像没有活动，睡得很深很深了，那个时候，“分别我执”就不显露了，可是“俱生我执”那还是一点也没有减弱，睡得沉的时候是这样。或者我受伤了，从高处摔下来受伤了，好像死了，虽然没有死，跟死差不多了，那个样子的时候也是“分别我执”没有了，可是“俱生我执”依然还在。所以“俱生我执”是很深的、很隐藏的，不大显露的，可是非常有力量。底下我就要说儒家跟佛家的分别了。佛家是要破执，破我执，我记得我在一张纸上写过一次，写过六个字，“起惑造业受苦”，佛家看都是这样，起惑——惑是迷惑了，糊涂了，不够明白了。惑在哪儿呢？你说的惑是指什么说呢？就是指这个，指“我执”，惑就是指“我执”说。“我执”有一个“分别我执”，还有一个更深隐有力量的“俱生我执”，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说到佛家与儒家的不同了。佛家是要彻底地破执，彻底。他又说破二执，为什么用“二执”呢？就是一方面有“我执”，还有一面跟“我执”对面的“法执”——“法”就是一切的事物。“我执”是一面，对面还有“法执”，佛家就是要破这二执。破二执有时候又叫“断二取”。那么“二取”是什么呢？——“能取”跟“所取”。“能取”、“所取”就是一个这边，一个那边，佛家的意思，是断二取，没有“能”，没有“所”，“能”“所”是归在一块的，意思是没有取的。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佛。这个就是一体了，一体就没有二了。佛家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就是错误，就是要恢复到一体，复原到一体，宇宙浑然一体，这个就是佛。普通人以为佛是神啊是什么，那不对。那么，这个不说。再说儒佛的异同。照我的说法，我认为是这样，是哪样呢？儒家啊，孔子不破“俱生执”；破了“俱生执”就没有活动了，生命就坐落在“俱生我执”上，有“俱生我执”才有饮食男女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都有“俱生我执”在那里为主了。那么儒家既然不离开人生，他不像佛家小乘佛法要涅槃寂静，要出世，儒家并不要那个样子，儒家就是要在人世间活动。儒家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一个完全真的人，他不要做神，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穿衣吃饭，饮食男女，他就是这样。跟我们还不同了——跟我们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饮食男女、生活、休息、睡觉，这是同的一面——不同在哪里呢？他不要这个（“分别我执”——整理者）。“廓然大公”，他就是穿衣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廓然大公”。八个字，“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这八个字是儒家。尽管他穿衣吃饭，一切活动与我们一样，可是他活动中只是“俱生我执”在那里活动，没有“分别我执”。为什么没有“分别我执”？他“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比如我一个亲爱的人死了，我哭，这个还是廓然大公，还是物来顺应。天气很好，我很高兴、愉快，这就是物来顺应。这个时候都没有我，都没有这个“分别我”，可是离不开“俱生我”。因为有这个我，才哭啊、才笑啊，有哭有笑没有妨碍，还是廓然大公，这个是儒家。可是佛家不如此，他超过这个了。比如说，拿一个刀砍了我的身体，我痛，即使孔子他也不会不痛的（笑）。但是你如果拿刀去扎佛，没有关系，他没有什么痛苦。孔子有痛苦，佛超过这个，不一样。（[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23-124，陈嘉珉辑）
54. 梁漱溟语录——我是在生活上做一个人的生活，我思想上还是倾向佛家。思想上倾向佛家，人还是做一个人的生活。做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是走儒家的路，可是我是一个想要做好而不够的一个人。如果再说明怎么样不够，那就是我在破执上、在“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上不够。我希望我能够这样，但是不够。（[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25，陈嘉珉辑）
55. 梁漱溟语录——艾：依您自己看，您这个情形，就是思想倾向佛家，而生活向儒家的理想而努力，这种情形比较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思想家？梁：我希望把它做好一点，勉力向上，那我愿意学的还是王阳明。艾：您自己觉得王阳明、佛家两个都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梁：实际上是我懂一点佛家的道理，在我的思想意识上懂一些个佛家，可是我的实际的生活，我是希望跟着王阳明走。（[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26，陈嘉珉辑）
56. 梁漱溟语录——艾：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依您自己看，您这辈子之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梁：不说我的成就吧，说我的工作。（艾笑）我做了什么工作？我就是写了那一本《人心与人生》。假定说在学术方面我有贡献，也就是有成就吧，那就是那本书，《人心与人生》这书。我尽我的头脑、精力发挥，把我所能做的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就是那本书，《人心与人生》。这是一面，再一面就是对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现实的政治，我是尽了一番力量。（[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27，陈嘉珉辑）
57. 梁漱溟语录——艾：梁先生是年纪很大了，而且具有智慧的人，您现在对人的死亡有没有见解？梁：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不像有些个人就以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了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早已不是一回事，这就叫“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是如此，生命都是如此，那我也还是如此。艾：人总是怕死嘛，人总是怕……梁：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笑），不需要希望长生。艾：也不需要希望长生？梁：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27-128，陈嘉珉辑）
58. 梁漱溟语录——艾：您最近三十年来，人生观有没有改变的地方？梁：没有改变。艾：对您的生活或者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梁：是说过去，是说现在？艾：过去现在都可以。梁：过去就是我受佛家、儒家的影响。艾：佛跟孔子两个人？梁：是，过去的人对我影响就是佛家跟儒家。（[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28，陈嘉珉辑）
59. 梁漱溟语录（伍庸伯）——伍先生的价值很高。假如有人问我，你一生所亲自见到的、最佩服的人是谁？那我就回答是这个。他跟林先生相好，可是跟林先生不相同。林先生学问很丰富，他很喜欢作诗词，可是这个伍先生不作（笑），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做人的一个人。我不是说，假定说在学术方面我最重要的就是写《人生与人心》吗？可是我自己认为我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很重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替伍先生，把他的学问、为人，我要介绍给世界，给后人。伍先生这个人，就我来看，我认为是一个纯正的儒家，脚踏实地的儒家。这个纯正的、脚踏实地的儒家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他的生活。（[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30-131，陈嘉珉辑）
60. 梁漱溟语录（伍庸伯）——梁：……在生活上能够“自主自如”。比如我，特别是我从前的时候，我很早的时候，举个例吧，我36岁的时候，我同两个朋友，一个姓王，一个姓黄，我们三个人去看伍先生。这时候伍先生正在负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负一个什么责任呢？国民党啊，叫做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有总司令部，总司令是蒋介石，总参谋长是李济深，蒋作为总司令就出师北伐，从广东出来军队要北伐，李济深就做为总参谋长留守广东。伍先生跟李济深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差不多李济深都把他当老师。这个时候，他担任留守后方的职务的时候，他就请伍先生给他作总参议办公厅主任，负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同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那时候我36岁，去广东，主要是看李济深，也是看伍先生。伍先生正在那负责作总参议办公厅主任，我们三个人就到他办公的地方同他谈话，到了中午了，他留我们吃饭，吃完饭，他就对我们三个人说：你们随便坐，随便谈话，我要休息，我睡15分钟。他就坐在一个椅子上，闭起眼睛来就睡着了，睡了15分钟就醒了。我非常的佩服，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我经常闹失眠，失眠的人想睡睡不着，不想睡的时候又（笑）……他说睡就睡了，说醒，15分钟说醒就醒。哎呀，我真是惊讶、佩服！这就是表明他生活自主自如。他是真正能够把他的身体、精神很统一，很能够自主，很能够自如，这个是很了不起。艾：我也很佩服这种人（笑）。那说到影响，林先生跟伍先生这两位是怎样影响您的生活，或者影响您的思想的？梁：林先生是我很佩服的了，尽管我很佩服，可是给我的影响不如伍先生。如果说我愿意学，那我愿意学伍先生。艾：那就是说影响是，伍先生当过您的榜样，是这个意思吧？梁：对。我补充一句话，这个伍先生是一个地道的军人。清朝末年开始模仿外国练新式军队，他是练新军里头的人。练新军带兵，然后参加辛亥革命，然后又到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毕业，毕业之后留在陆军大学作教官，他原来是学生，因为成绩好作教官。他力行两句中国的古话（梁先生写给艾）（据《伍庸伯先生传略》，这两句古话应是“言忠信，行笃敬”。——整理者）。他在陆军大学毕业了，他就到那个时候的参谋本部第三局作一个科长。赶上袁世凯要作皇帝，北京各官府，从长官到下属，都迎合袁世凯，上书“劝进”，劝袁世凯作皇帝，表示拥护，各衙门大大小小的官吏都要签名。他这个时候不是作参谋本部第三局的科长吗？要他签名，不肯签名，他说：“我一定要认为我签的是对的，我才能签名。我现在考虑我应不应该签名，我还没有决定，还没有点头认为这是应该签的，所以我不能签名。”大家说人人都签名，你不签名，这个事情怕危险吧？不好吧？那也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后来也没有事。抗日战争起来了，日本人侵略中国，伍先生带着游击队，大约二千多人，在广东，作游击司令，跟敌人周旋。从广东被日本人占领，一直到日本人失败、退出中国，他始终担任游击司令，在广东。不过，他这个游击司令是一个范围的，叫第几区的司令（据《伍庸伯先生传略》，应名为“挺进第四纵队司令”。——整理者），那个区是管四个县，不是全省的，有四个县是他的范围，一直抗战8年，他就担任8年的游击司令。他在当游击司令的时候，还有这样的故事：他料想敌人呢，“料敌如神”。有一次他带一部分军队——有2000人，2000人是分开的，没有都跟在他身边，他身边不过几百人，比如300人的样子，身边带着300人，2000人分布在几个地方、几个点上。还有谍报的人，出去侦探的——到了某一个地方。那个谍报的人来报告，说是现在有一部分敌人，可能比如说是300人，跟他自己身边的人数差不多，从南往北来了，就要到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来打我们吧？伍先生想一想，他说不是，他不是来跟踪我们、打我们，我推想他的目的地是在哪个地方。大家也就半信半疑，也以为他料想的对，也不敢完全把握。他就对大家说，你们警戒着，我要休息休息，因为他身体不是太强。乡间啊，在县城外边有一个高的台子，是预备过春节过年演戏的戏台，他就有一个椅子，他说我要休息一下，他就休息了。大家这个时候，一方面是害怕敌人来，因为谍报说200多人往这个方向来，一方面也相信司令员的话，他不是来追我们，他是另外有目的，不过这个事情，谁也不敢断定，恐怕司令在上面休息，也不过休息休息吧，未必睡着。有人到戏台上去看他，居然睡着了，睡得很熟。就是说，他提得起，放得下，普通人提不起，放不下（笑）。他是真正能够在他的生命上自主自如。这个学问（笑）不是书本上的学问，不是随便讲一讲、说一说的学问，这就是孔子的生活之学。我不是常常讲，孔子所谓“十有五而志于学”，那个学是什么学呢？底下他说“三十而立”，三十而立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怎么一个立法啊？一层一层地都是在说他的生命、生活，没有说到外头去。他所最欣赏最心爱的徒弟是颜子，颜子的长处是什么呢？一个是“不迁怒”，一个“不贰过”。怎么样“不迁怒”，怎么样“不贰过”，我们也不好乱猜，不过看得很清楚，他没有说旁的，他说的是他自己的生命、生活。所以伍先生的学问功夫是真正的、彻底的儒家，他把儒家的路子走得最正确，我没有看见第二个人这样。他不谈哲学。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35-137，陈嘉珉辑）
61. 梁漱溟语录——艾：不过他的别的事我不知道，也找不到资料，现在我清楚了。梁先生您有没有嗜好啊？您的学生都说，啊，梁先生什么嗜好都没有啊，一天到晚不是搞学问就是搞别的工作，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吗，还是…… 梁：我可以说一个，算是一个小故事吧。有一位朋友，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专学民众教育，也叫成人教育，这位是叫俞庆棠先生，是一位妇女。她是在一些朋友的聚会上提出来，随便谈话、说笑话，问我什么是我的嗜好？我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嗜好。我说，爱吃嘛，也没什么爱吃；爱玩嘛，也没有怎么样爱玩；爱看戏嘛，我也可以看也可以……。如果说问我到底爱什么？我说我当然是爱用头脑、爱思想。啊呀，俞先生说这个太可怕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38，陈嘉珉辑）
62. 梁漱溟语录（读书）——艾：您最喜爱的作家是谁？梁：那应当是……这一部书意味很深长，什么时候都感觉有意味，那还是《红楼梦》。旁的小说看一遍，知道了就行了。（艾：是，是。）《红楼梦》就是（笑）…… 艾：百读不厌。解放以来您看过的是什么样的书啊？解放以前您著作里提到的书这些我知道了，解放以后的我还不清楚您读的。梁：解放以后的书，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提的书。别人一问，我能够马上就脱口而出的没有，你问了之后我还要慢慢想，想不出来。（[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41，陈嘉珉辑）
63. 梁漱溟语录（河上肇，催眠术，算命）——梁：噢。我记得有一本书我很喜欢。一个日本人，这个人我是很佩服他（梁先生给艾写出此书著者姓名：河上肇——整理者）。这个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要实践，（笑）他共产党。可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说“宗教是鸦片烟”，对马克思这个话他也点头，但是他又不同意。他是说，科学有科学的真理，宗教有宗教的真理，并且他自己说，他自己有宗教的经验。艾：是禅宗？梁：人家也许说我这种经验是禅宗，我不知道是不是禅宗。他有《河上肇自传》，自传中文有两厚本，我很喜欢看，我并且把他的有些经验、他的话，抄下来，抄在我的本子上。他很特别，他说的宗教经验，不是一句随便的空话，他是说自己的生命起一个真的变化。他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有这个经验的时候，好像我抛出去，看了一下，自己看了一下，有过这个经验。在有这个经验的时候，我的身体起了变化，自己的肉啊，用手掐它，不疼，并且好像肉体上的皮肤，有了这个经验之后脱了一层皮。所以这不单是一种意识上、思想上的变化，而是很实际的起的变化。他自己说，科学有科学的真理，宗教有宗教的真理，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的鸦片烟，这个话我一方面同意，一方面我觉得马克思缺乏真正的宗教经验。艾：梁先生有没有发生过这一类的…… 梁：（笑）没有，没有这种像他说的经验。不过我说过一下，我静坐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念不起，我记得完全空了。艾：您还年轻的时候，看见一次催眠术的表演，好像印象很深，我忘了哪本著作里提到了这件事情，以后您有没有研究过催眠术？梁：没有研究过催眠术。刚好还是民国元年，1912年，看见一次广东人来表演催眠术。同时有一个青年朋友，比我年纪轻一点，姓郭的，是一个甘肃人，他会催眠术，郭维平（音同）会催眠术。我有一个表弟，表弟就是我母亲的侄子，我舅舅的孩子，是我的表弟，我表弟他也会催眠术。艾：他会自我催眠，还是…… 梁：给旁人催眠。艾：因为很多人觉得催眠术是心理的情况，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了解，它很深刻的地方，还没有理解到，也常常跟深信虔心的教徒的特别经验有类似的地方。中国的内气功夫跟心理状态有点类似的，最近好像有人在北京表演过气功。梁：无论是气功、催眠术，都是在生理上的奥妙、变化，很难测的，不容易明白的。我刚才提到的甘肃的郭维平，他是一个青年，他有过这么一个事情，他的一个朋友、亲戚，在英国伦敦病了，病人家属就很怀念、关心这个病人，不知道病情到底如何，隔得很远，来信也很慢，不容易知道。郭维平就说，你如果想看一看这个病人，我可以帮助你看，用催眠术，他就可以让被催眠的人，看到了在伦敦的亲人，怎么样一个情况，他可以看到。艾：这种事儿我听说过。还有一点，也许您会有意见吧，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有一些也可以说是功夫，从一方面来看说是迷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还真的有这个东西，比如算命的人吧，有时候怎么说得那么准呢，挺吓人的。不知道您对这种事情有没有……梁：有经验。艾：那可不可以说一说？梁：就是按照中国的话，叫做“算八字”（笑）。有一个我现在还存着，有一张写好的，就是算八字，按照我的八字，他就算出来你某一年怎么样，某一年怎么样，算到74岁，他底下不说了，到74岁，他就不说了，看他那个文章写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过74岁以后没有了，你寿数只有74吧，看那个文气应该是那样。可是我现在已经80好多了，应当不对吧？（艾：是啊。）还是对。这不但前头讲的哪一年，比如你24岁开始好运来了，你妻子如何，儿子如何，你怎么样很出名，很……他说到74岁为止。艾：到74岁为止的都很准吗？梁：都很准，74前头都很准，可是74的话就不准了。不准还是准，为什么呢？就是74岁这一年是1966年8月24，抄家。那一次在命运上很不好，受大的打击。不过他说的过分一点了，他以为好像命运结束了，我没有结束，可是74岁，1966年8月24受一个很大的打击、冲击，是个事实。艾：这种事情，您有没有解释法，就是解释它的道理？梁：可以说不会解释，不知道该当怎么来解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觉得人的一生，它有些个前定，不是有一种宿命论？这个宿命论，恐怕在普通人都是差不多前定的，也可以说95％还多都是前定的，不过呢，有高的智慧的人，他可能不同一些。我说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来一个人，我忘记说了，这个人是一个我很佩服的（梁先生给艾写姓名）。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41-144，陈嘉珉辑）
64. 梁漱溟语录——对，只能说过去读的不够，了解的不深，解放以后，就多读一些。对马克思、恩格斯，我是衷心佩服，特别是他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跟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傅立叶，比那个不错，高得多。就是说，像欧文啊，像傅立叶啊，他们都是爱好社会主义，好像那个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也爱好社会主义。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呢，他是说，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自然会到那个地步，自然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客观的发展，社会发展史，他是这样看，比主观的爱好，不同。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延安看到毛泽东，临别了，我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对你要说一句要紧的话，你要读《反杜林论》”，不是恩格斯有一本书叫《反杜林论》吗？后来我就读《反杜林论》，是好，好，不过有些地方不完全懂。（[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45，陈嘉珉辑）
65. 梁漱溟语录（文革）——梁：我记得1966年8月24，红卫兵小将来了，他们说他们来造反，就有了一些个破坏，还打伤我的内人。……艾：还有一个，他们冲进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什么样的造反法呢？梁：一群年纪轻的、十几岁的男孩子女孩子，破门而入，我当时住在北上房，他们就进来了。我说，你们来是不是检查吧，他们说不，我们来造反（笑）。我就没有话要讲了，听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所以就破坏了很多东西，玻璃柜拖到外面都砸烂了，箱子扣出来，有些东西用车子拉走了。艾：用车子拉走了？那是等于是偷……梁：（笑）不是偷，偷是不公开的，他这是公开的。艾：那是抢东西？梁：抢东西，公开的。把你睡的床铺、蚊帐都给你拆开，……道德低下。烧，烧的灰一大堆，要把灰拿出去，一天都弄不完。艾：第一天他们就是这个样子，还是…… 梁：几天连着。艾：几天连着都是这样做啊？梁：嗯。艾：那个时候他们刚来的时候就打了您的夫人，还是以后打的？梁：就在中间。艾：打她的时候说什么原因吗？梁：不说什么原因。还有罚跪，就是太阳很热的时候，在太阳地下跪。艾：他们没有说你们两位有什么…… 梁：他不说。艾：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啊？梁：没有说。艾：不讲话？梁：嗯。他不是对我一家。……梁：毕竟我们都听说这个事情发动是毛主席发动的，红卫兵小将都有一个臂章，毛穿起了和红卫兵一样的服装，也挂上臂章（笑），并且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艾：这个我记得，报纸上…… 梁：说他自己是红卫兵小将的头目，带领他们。艾：那您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是毛主席发…… 梁：发狂？艾：（笑）是啊。梁：我倒没有那样看，我就是觉得他有点乱来吧。北京闹，各处都闹。刚才说火车不用买票，大家到处乱跑，有的地方火车都断了，火车不通，全国各地可以说都没有秩序了，有小一年的时间全国性的动乱，全国性的，铁路交通都破坏了，青少年全国满处乱跑，随意跑。后来他就感觉到有点不行了，他一再说，说了又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武斗遍国，烧房子、打人，都乱来了，他这个时候他的话都无效了，他不要武斗，武斗遍天下，他也制止不了了。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46-150，陈嘉珉辑）
66. 梁漱溟语录（文革，杨荣国）——艾：文化大革命的反面的，大家都喊了，那您看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好的、正面的？梁：说不上来。艾：说不上来？梁：说不上来。因为它破坏性很大，没有正面的建设性。艾：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人和人的社会上的地位要拉平…… 梁：它们之间彼此的因果关系说不上来，不过都是同时的，都是在毛主席晚年的时候，有点老迈昏庸，乱来的时候，都在那个时候。刚好是广东中山大学有一个叫杨荣国的教授，写了批孔的文章，毛主席就大加欣赏，称赞，那么一时间就搞起来一个批孔运动。冯友兰也就迎合这个，他就写了批孔运动。在北京市一时间都不能再说孔子，说是“孔老二”（笑）。有一种叫《人民画报》，画很多画儿，都是嘲笑孔子的，不是《庄子》上说有一个“盗跖”，盗跖骂孔子，把这个画出来，有那么一阵。那都是毛主席晚年糊涂了、乱来。 1970年党中央开会，党中央、中央这些委员会开会，通过一个文件，是一个什么文件呢？是一个宪法草案，准备要提到人民大会去通过的一个草案，这个草案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第一副统帅，毛主席是统帅，他是第一副统帅，是亲密接班人，亲密战友，主席的接班人。70年党内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文件还是这样子，9月通过的，这个文件在我这里都有。转过年来，还是9月，71年的9月，就是林彪，要谋害毛主席。（笑）头一年9月还说是亲密战友，可转过来还是9月就要谋害毛主席。由于事情爆发了，结果林彪自己飞机上坠落死了。这个时候他批林，他还说“谁上了海盗的船”——就是谁跟着林彪走了。其实（笑）培养海盗的，信任海盗的，就是跟海盗一个船的，就是他自己呀。艾：是，是。梁：所以他到晚年呢……照我的算的，73岁以后就不行了，就糊涂了，乱了，80岁死的。先批林，接着才批孔。因为是搜查林彪住的房间的时候，发现有一条写着“克己复礼”（笑），大概林彪用“克己复礼”可能是一种暗语，暗含着什么一个意思，不过这个话是孔子的话了，以后就批林，接着就批孔了。这都是毛主席的一种乱来。刚好刚才我说的杨荣国，他写了批孔的文章，毛主席很欣赏，夸奖他。毛主席一说，冯友兰也写批孔的文章，那么一时大家不再叫孔子，都叫孔老二（笑），一时的风气可以说是可笑得很。艾：嗯。这个到底跟孔夫子、实际的孔夫子有没有关系？梁：他不是一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时候搞一个运动，就是他自己糊涂的时候的一种乱来。批林已经就是好笑了，因为林是你抬起来的，批什么林呢？由批林引起的批孔，中间差几个月，先是批林，过了几个月就是批孔。艾：我看到的一些文章，历史上的……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54-155，陈嘉珉辑）
67. 梁漱溟语录（文革）——当时不是说么，毛主席批林之后，不过三四个月，接着就又批孔。刚才不是说过，冯友兰都还跟着写批孔的文章。那么我们在政协，每个礼拜有两次的学习会，学习小组，小组多则三十个人，少则十几二十个人，举行一个小组会，小组会称为学习小组。领导上、中央发表了什么文件，或者毛主席有什么讲话，在这里要大家谈一谈。先传达了批林，后边传达了批孔。在小组会上大家都要说话，我也不能不说话，那么我就这样说：我说是毛主席自己还说我亲自领导批孔运动，这个也许在政治上有一种必要，才这样做，可是我对政治上怎么样一个必要，我不清楚，也不懂。在毛主席也许认为是必要，可是我既然不懂呢，我也不能随着大家，随着毛主席去批孔，我不懂。并且他说了，容许有不同意见的保留，既然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保留，那么我要保留。我不说，我既然保留了意见，我不说，当然我也不说反对的话。可是就是这样，他们随着大潮流走的人，他觉得我这样做好像单独立意跟旁人不一样，还是想法子引诱我说话，批评我，反对我。刚才说的二三十人一个小组，开一个五个组的联席会来批判我，在五组连续有好几百人的会上批判我，我坐在那里听，不讲什么话，他们也没有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五个组联席的大会、好几百人的会开过了，还是各小组自己的会了，他们有人就问我：你在大会上听了大家对你的批判，你怎么样？你有什么意见、感想？我就引用《论语》上的话，旧话，古书上的话，这个话是说什么呢？说是“三军可夺帅也”——一二三的三，军队的军——元帅可以把他关起来，“匹夫不可夺志”——匹夫不过随便一个人了，可是他的志向、他的意志没法夺。我就作这个表示。可是后来杨荣国失败，杨荣国失败的原因是他恭维江青，跟着江青走；冯友兰也是跟着江青走，写诗恭维江青，赞扬江青，所以冯友兰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也不行了，大家很看不起他。有这样一个经过。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59-160，陈嘉珉辑）
68. 梁漱溟语录——艾：您想告诉后代什么话？就是说您想留下的您的智慧、经验的精华。梁：我的思想、主张，都在那一本书里头——《人心与人生》。（[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60，陈嘉珉辑）
69. 梁漱溟语录——应用的，应用科学。应当是不要太讲抽象的，应该是注意实际的。可是我又觉得中国从来有一个偏处，偏处就是爱讲实用，对不实用的、根本的学问常常是不够注意，应当是、还是重点要从应用转回到根本上。我可以说的话就是这样。（[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62，陈嘉珉辑）
70. 梁漱溟语录——大概一种学问往深里去探讨，去追究，它都要走入普遍性，走入根本。我以为任何一门科学，往深里追求，越追求，越追求，它就会到哲学里头去，所以留心一下哲学，是对搞科学有帮助的。我有这么一个意思。（[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60，陈嘉珉辑）
71. 梁漱溟语录（时空）——恐怕是一个相对比较的话吧。我不大能够懂这个爱因斯坦的学问，因为他的学问基础是在自然科学，在数学，在力学。可是他的宇宙观，他讲相对论也就谈到了哲学了，跑到了哲学里头去了。他那个相对论我倒是很喜欢，觉得我所对宇宙的了解，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一种印证。更具体地说，说得明白一点，对宇宙的认识或看法，普通总是觉得横的是空间，纵的是上下古今，普通都是这样分开来说。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世俗之见，没有得到宇宙的真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62，陈嘉珉辑）
72. 梁漱溟语录（时空）——横的是空间，纵的一个是时间，不是这样的，时空是合起来的，而且是空在时之内，空间在时间内。宇宙就是一个变化流行，一点也不能停住，凡是对人生、对生命真有体会，他就会感觉到宇宙是一个变化流行，自己也是在变化流行之中，自己跟这个变化流行不可分。天地上下，天地万物——按中国老话说，天地万物一体，是一回事。这个一回事呢，它是一个变化流行的，也就是刚才说的不要把空间跟时间分开，空间是在时间之内，空间、时间不是两回事。《论语》那个书不是记载着孔子的很多话吗，《论语》上有那么一章：“子在川上”——孔子在河边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就是水流，他看见水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昼夜不停地这么样流，这样一个叹息，这个叹息不是就是说他眼前看见的水，而是说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人生，整个的人类历史。这个话意义很深，可是人都忙于眼前的事情，忙于生活上的事情，没有时间啊，太忙啦，终日忙着应付，应付环境，缺乏深的体会。我的意思、我的随便的一个看法吧，我觉得爱因斯坦他从物理，他对广大的宇宙还是有所悟，有所了解，他不把时空分开，空时是一回事，空在时中。整个宇宙的变化是如此，我们自己一个人也是在变化中，不要看得太短，不要看得太近，要放眼来看，放眼来看心胸就可以开大，什么事情不用着急（笑），不要常常颠倒在喜怒哀乐之中。好像古人有那么一句话，叫做“昂首天外，放眼……”，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昨天不是我写了八个字：“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我觉得是要那个样子，不要颠倒于喜怒哀乐之中，超过这些，不要执着。（[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63-164，陈嘉珉辑）
73. 梁漱溟语录——艾：人类是不是可以过没有争执、斗争的生活？您认为怎样才能减少争执、斗争？梁：争执、斗争是事实，是生物界有的，不单是人类如此。生存竞争，不是有“大鱼吃小鱼”这话吗？弱肉强食，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生物界处处可以看出来这种彼此之间的斗争啊，残杀啊，你死我活。不过人类应当高于动物，事实上人类也已经高于这个东西，这是一面。还有一面，就是还是在这个里头，还是在竞争啊，斗争啊，彼此残杀里头，已经能够彼此照顾，帮助弱小，这一面也有，已经有。社会发展史越往前去，这种要减少，彼此的隔阂、岐视要减少，心胸要开阔，照顾旁人。这方面恐怕是要发展，应当是越来越发展，它的趋势是如此。当人类还没有什么文化的时候，都是集体生活，可是集体不大，慢慢地集体要扩大。起初小集体与小集体彼此斗争，彼此很大的隔阂，不了解，越进步，越进化，越文明，人彼此情感上容易相通，容易增进彼此的了解。将来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恐怕更是这样。所以往人类的前途看，应当是乐观的。刚才是我们想谈一个什么问题来的？艾：刚才我问的是没有争执、没有斗争的生活，您认为怎么样才能减少争执和斗争？梁：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自然的发展，人有这方面的要求，自然的发展也是往这个方向去，自然前途就是往这方面走。就眼前说，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然而这是眼前，远的未来，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成为过去，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呢，就是社会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眼光注意在生产上，追求生产，可是转为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生产还是要随时进步，可是人的注意，在怎么样生活，注意生活，注意彼此相安共处，也可以说小集团、集团与集团的斗争，那个情况要变，集团的范围也要放大，同时集团与集团之间也不是那样子仇视、隔阂，恐怕也要变了，过去了。好像有那么一句话，叫“one world，one man”，一个世界，或者没有，大家和平共处，未来一定是那样，因为杀人的武器（笑），大家都不敢用了，大家彼此还是相安共处吧。慢慢地地球上，不同的种族之间，不同的洲土之间，那种成见、分别、仇视，都退后了，不敢有毁灭性的战争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64-165，陈嘉珉辑）
74. 梁漱溟语录（斗争）——艾：我这本书的重要的一点，是您和毛主席的比较，有类似的地方，你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斗争，毛主席喜欢斗争，他觉得是好事，矛盾是好事，政治是好事；而您呢，起码依我所看，就是想避免政治斗争、矛盾的。比如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毛主席一直都觉得越剧烈越好，越斗越好，那么您的乡村建设理论、计划，总想避免直接的矛盾、斗争。我这个话您觉得怎么样？梁：差不多，差不多。毛主席是强调阶级斗争，就因为强调阶级的存在，阶级存在，就强调阶级斗争，过去曾经是成为国内的一种主要的思潮，可是现在慢慢地过去了，就国内说慢慢地过去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65，陈嘉珉辑）（梁先生这个话是1980年8月说的，是那时大家都厌烦了斗争的状况，也是一种清醒的状况。但是就像一个人无论如何清醒，老来总会糊涂一样，整个社会也会从清醒走向糊涂，那么斗争它慢慢过去了，可是慢慢地它又会过来。或许避免老人贪权当政，社会就要清醒一些。——陈嘉珉）
75. 梁漱溟语录——不少的惨事，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它还是要来，还是要有。不过就我自己说，我是认为人类历史都是在不断发展，它自然地要发展，不会停步的。既然它自然会发展，停不住，挡不住，同时呢，发展就是好，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有破坏，不可避免地有些重大的破坏。不可避免是一面，我们求着避免又是一面，总还是要求着避免的，不可避免我们力求减少吧、缩小吧，这还是应当努力的。但是不必悲观，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67，陈嘉珉辑）
76. 梁漱溟语录（周恩来）——艾：周总理政治方面以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梁：我同周总理算是很熟悉了，我自信我很了解他。中国古话说最好的人叫做“完人”，完全，我看周公是一个完人，无论是在公德方面、私德方面，都没有可以挑剔的。比如他同邓颖超没有孩子，邓好像说是你可以结合另外一个女人，他就不要。在这种男女夫妇的关系上——这算是一个私人的事情，他很干净。在工作方面他帮助毛主席，无论是国内应付各方面、国际上应付各方面，全是他啊，没有周那不行的。新中国，可以说从建国前夕，特别是建国后，没有周总理应付内、应付外，那毛一个人办不了，成不了事情，都是靠周啊。周是拼命地，最辛苦了。大家都知道，他常常是没有法子吃饭，没有空吃饭，跑到汽车上人家给他送来饭，吃几口，马上就开走了。夜里头都办公啊。许多外国人，他会客，一直到深夜啊，睡眠很少，吃东西也很不讲究，勉勉强强，可以说是把自己一切全贡献给国家了。中国过去的几十年没有周是不行的，国际上、国内都是靠周。周呢，最能懂得毛的意思，我对他的评价：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他是几乎随时、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请示毛，毛一点，他就明白了，不要多说。可是他自己很少自己的明确的主张，他完全跟着毛走，可说是毛的最好最好的助手了。他是第二把手，不是第一。中国古话有叫做“圣君贤相”，他是个贤相。他故去了，各方面的人啊，乃至老百姓，没有人不想他的，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追念他的。毛故去都没有这个情况。他们三个人周是最先故去的，在天安门前头多少人纪念他啊。艾：也许将来的历史学家，会把周总理的贡献评价的更高。我也这么想。梁：无论公德私德，都是最完全的，你指不出来他坏的、有毛病的地方。(（[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87-188，陈嘉珉辑）
77. 梁漱溟语录——因为我始终是不参加政治，（艾：是。）我始终在社会方面做事情。（[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92，陈嘉珉辑）
78. 梁漱溟语录（蒋介石）——这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跟蒋见面，以前没见，这个时候开始见面。可一见面我印象就不好。怎么样不好呢？就是他虚假。他不是以前因为我的有名，要和我见面，要我去我又不去（笑），这次嘛石先生陪着我来看他了，约好了见面了，他怎么样子虚假呢？他就手里拿一个笔，也是自来水笔，手里拿个本子，谈话的时候……当然随便谈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子提起来，那个时候啊江北——江苏北部，包括安徽，有水灾，灾情很重，我一个朋友就在那儿做救灾工作，不知道怎样提到这个事情。提到这个事情，我就提到负责救灾工作的那个人的名字了，他就说：“哦？很好，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他把那个本子、笔递给我，“你写下来”。我当然给他写下来了。他这个人就看出来有一种虚假，虚假就是“谦恭下士”，很谦恭的样子，你的话我很注意，（笑）你说那个人名，你写给我看。自己拿着本子、自己拿着笔，好像听不清楚，你再写一下，其实他另外有个秘书啊，坐的稍微远一点，也记了，不一定他再记。大体上说这次是头一次见面，头一次见面就是我感觉他虚假。（[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94-195，陈嘉珉辑）
79. 梁漱溟语录（蒋介石）——艾：说到蒋介石躲人啊，依您看哪，他是抗战结束以后啊，他好像……现在看他当年这个行为，好像很笨啊，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而终于下场也很惨（笑）。依您看呢，是因为他估计共产党的力量估计得太低的关系呢，还是因为他人就是很笨呢？梁：笨是不笨，如果说笨呢，他就是太自私。艾：自私？基本的问题是他自私？梁：他不信任人，从来说话……艾：都不算话。梁：对啊。他自己以为（笑）这样最得计，其实是弄得众叛亲离。艾：那您看他是，就是说抗战结束以后，假如他比较认真地和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人比较讲理，那说不定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那么会不会就是因为他要保存他这个独裁的权力啊？而结果……可以说是拒绝讲理（笑）。（梁：对。）因为他想，我这个军队多啊，武装也好啊，（梁：有美国做后盾。）空军是有的，他们没有空军，无论怎么样，我们比他们强得多，（梁：很多的条件都强啊。）就是因为这个，他就拒绝……，（梁：轻视共产党。）轻视共产党，比如到了民国二十七年，共产党尤其在华北、在东北很明显地是力量不小，他为什么不看情况不妙而让步，或者起码比较认真地和谈呢？梁：他在和谈上他采取的方针、策略，就是他多占一分便宜就多占一分便宜。有一次，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让步了，让步了以为可以满足他了，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又让步了，还有一点，如此，就是这样。他就是老是逼人，共产党也自己知道自己没有他那样大的力量了，没有像他还有国际的……，国际承认他是中国，美国的帮助啊，所以中国这个老话，老话讲军事上啊，“哀兵”——“悲哀”的“哀”，“哀兵必胜，骄兵必败”，你骄傲，刚好就是共产党是哀兵，受逼迫的。艾：那这个谈判过程中，您也许有机会很诚恳地劝蒋介石，要他认真一点吧？梁：我们很难见到他呀。艾：很难见到他？梁：很难见他。不但我们很难见到他，就是国民党的政府负责的人，见他都不容易。马帅很头疼，很恨他，回到美国之后不是担任国务卿吗？（艾：是。）那个时候，（笑）他完全不想帮助蒋介石。艾：有很多住中国住得久的人，例如谢伟思（音），他是在重庆，他也看了我这个，就是因为他看了这个稿子，他劝我就不要再改啊，立刻出版，在这里写了几个字，就说这本书不错什么的。谢伟思是一位，还有戴维斯，中文名字我不记得，姓戴维斯，连费正清啊，（梁：费正清。）他们都说蒋介石是错的，而且政府是腐败的，没有用处。美国很怕共产党，尤其怕的是苏联，以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苏联的这个走狗啊，或者他的猫手、猫爪。您觉得蒋介石对中国、对中国革命有没有什么贡献呢？我们已经谈到了他，尤其在抗战以后啊，实在不行，不过就是说他的整个的事业了，会不会对中国有什么贡献？梁：他最大的贡献哪，（笑）最大的贡献是给机会让共产党……他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艾笑）。如果他这个人还有一点信用，人格还好一点，共产党打不过他啊。所以他最大的贡献（笑），就是造成共产党的成功（艾笑）。（[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199-200，陈嘉珉辑）
80. 梁漱溟语录（冯玉祥）——他就是一个军人。在政治方面他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主张，头脑还是不够。所以他跟蒋介石，蒋喜欢跟人所谓要好，要好嘛，中国的老办法结为兄弟，那么他比蒋岁数大，蒋就叫他大哥（笑），蒋就是这一套。他对蒋毫无办法，他的头脑不够，他人比蒋人好。（[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34，陈嘉珉辑）
81. 梁漱溟语录——梁：扩大会议之前，通过王鸿一，我接受阎锡山一个高级顾问的聘书，每个月送我五百块钱，顾问的工资。当时我就对阎谈了，他这样厚礼顾问，我要贡献我的意见。我说现在中国当前的问题，不在别人，就在你们几个巨头。中国问题就是，是不是还要再打内战，过去打了内战，今后是不是还要打内战。打内战是谁也没有好处，你们巨头之间谁也没有好处，老百姓、国家元气更受伤，再也不要打内战，宁可惜牺牲自己，我下台，不打内战。那么我给他建议，要尊重国民党内部的老前辈，就是吴稚辉、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四大元老，尊重他们，成立一个枢密院，让他们来发挥一种监督作用，各军阀巨头要裁军，绝对不要内战。我贡献的意见是如此，可是后来汪精卫、陈公博来了，到了太原，他就没有再听我的话，他就搞起了扩大会议，对蒋，那么我就马上辞了这个顾问。以后就中原大战打起来了。艾：阎锡山他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啊？梁：人有他的长处了，很了不起了。他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时候，起来掌握了山西的政权，一直掌握了几十年，在全国各省找不到第二个人掌握一省政权始终掌握几十年的，再没有别人。他有他的本事、有他的长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还是有私心。艾：他在山西省所实行的各种计划，尤其是乡村的村治，有关系啊……梁：我要说，有私心这个话，刚才只是点他一下，没有说。我想说，他就是说老想掌握大权，他要部下啊，好像是采取宗教的仪式，对着神灵发誓，发誓我要忠于阎先生，决不背叛。我发了这个誓，以后我要是不能忠于这个誓，怎么样罚我，天怎么样的降罚给我，他就搞这一套。所以要不我说他那个自私啊，（笑）也就是他没有本事吧，也就是止于如此，没有更……他的品格、人格、本领也就止于如此，没有更高的。所以汪精卫、陈公博一到他那里，我劝他的话他都扔到一边，搞扩大会议，要对蒋，这样就有中原大战。阎、冯是一边，蒋是一边，在河南大战。河南大战失败了，怎么失败的呢？东北的张学良（笑）受蒋的贿赂，张学良从后边来了，当然他们就失败了。他是有私心，不高明。这时候我就想起来，你不是问过我，古人佩服谁，我就想起来诸葛亮。艾：噢，诸葛亮。梁：诸葛亮品格高啊。他有两句话，“开诚心，布公道”，他真是那样，好得很哪！他对部下说“勤攻吾过”，你看我哪里有不对的、有错处，你要勤着指出来。谦虚，谨慎，公道，那个品格，好得很。应当说对古人的佩服，我佩服他。我写了一张字，要送给你的，就是写了他的话，写了诸葛亮的话。艾：您是从小就很佩服他，还是…… 梁：一直很佩服他。我第一次入川的时候，到成都的时候，成都有他的庙，到他庙里头我就下拜，我说我心里总想拜你，现在到了你的庙里头，我一定要磕头，拜。庙里头有个本子，我就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来了，我拜了，我下拜。艾：他的故乡还是豫西那个地区……梁：对，他在那里出生的。他不是主持四川的……艾：对。梁：那个庙写着“诸葛武侯祠”，庙是以他为主，可是刘备的坟墓就在庙后边，可是现在庙大家都叫武侯祠，把刘备没有算上。就是大家都恭敬、爱戴诸葛亮。四川人都纪念他，四川人头上喜欢缠一个白布，为什么缠白布？他们说是“戴诸葛孝”，中国人有丧事要戴孝， 戴诸葛孝。诸葛死了之后，乡间都要祭祀他。后主刘禅，不喜欢，可是不行，你不给诸葛立庙，民间的庙更多（笑），还是由政府来搞一个好的庙。艾：中国的风俗啊，…… 梁：有祭孔子的庙，祭奠孔子。艾：以前我讲过一门课叫中国文化，笼统地给对中国一点知识都没有的大学生介绍一下，特别喜欢介绍这种风俗，跟西方的不同。您跟辜鸿铭认识吗？梁：碰见过。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34-236，陈嘉珉辑）
82. 梁漱溟语录（辜鸿铭）——梁：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他极力抬高中国，贬低外国。他说这样一句话：你们外国，欧洲人，以前离不开教会，宗教教训你们，管束你们，后来呢，宗教没有那么大势力了，国家的军队镇压、统治。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就是他自己喜欢和平、安静的老百姓。艾：您的几本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有这种意思。梁：英国的罗素他对中国很欣赏。艾：是。辜鸿铭刚才提到的那句话，西方人不是给教会控制着，就是给国家控制着，总是人外的一种力量，跟中国人不同了，中国孔子以后，为了伦理而伦理，纯粹的一种伦理，不是什么神啊，也不是什么法律，这是中西之间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梁：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很散漫的（吗），散漫跟和平相连，越和平越散漫，越散漫越和平（笑），散散漫漫和平地各自过日子，除非到某一个时期，中国都说一治一乱，一个治的时代，或者有100年或者多少年就要乱一次，乱了又治。什么叫做治呢？治就是大家都各自安身了，散漫和平。跟外国不同。艾：对辜鸿铭有没有别的意见…… 梁：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见识，但是又是很偏的一个老前辈吧，思想主张很偏。（[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37-238，陈嘉珉辑）
83. 梁漱溟语录（佛教）——梁：人不是就是这一生，人是从很远的流传下来的，他的过去很长、很远。所谓定力，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过去，他的背景，他总是要受过去的背景的决定。艾：那这是跟佛教有关系的观念啊？梁：对。佛教它是看，就是……我说过一次了，它叫做“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相似相续”，他是连续的，相似就是了，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很相似，已经不同了，只是相似。严格地讲，前一个时间的我跟现在时间的我已经不同了，一个人从一个小孩长大，像我八十多岁，时时刻刻在变化，时时刻刻在不同。这个不同一方面简单的讲，他自己身体就不同了嘛，头脑不同了，外面给他的影响也早已不同了，所以都是在不同之中，但不同之中也有一定的相似，所以叫“相似相续”。“非断非常”，“非常”，就是不是常恒如故，中国人本来是“常”跟“恒”连着的，也可以说“恒常”，也可以说“常恒”。“非断非常”，不是常恒的，可又不断，“非常”就是现在的我跟刚才的我不是一回事了，可是也没有断，仍然还是相续的。“相似相续”不单是说我一岁的时候跟我两岁的时候还是相似相续、三岁的时候相似相续，不单是如此，是说死后也没有完。他说人死后有两种不同：一个是“死此生彼”，打这儿死了，打那儿生出来了，“死此生彼”；另一种是，有的人不是这里死、那里生，死了可以延续不去生，最长的可以拖延四十九天，佛教小乘的书里头有这个说法，可以最多延续四十九天不去投生，这个不是普通的，普通的是“死此生彼”，这里死了，那里马上就生了，那里一个小孩出世了。还有例外，例外的是有特殊修养的人，或者不一定是这一生的修养，可以是过去的修养，可以说是特殊伟大的人，在小乘书里讲到，这种伟大的人他不一定投生，他长期存在。佛典里头有三界——“界”就是世界的“界”——第一个叫欲界，欲就是有欲望，想要饮食男女，这个都是欲望；第二个是色界——颜色的“色”；第三个是无色界。佛典里这样说，好像不是佛典创立的说法，而是印度好像普遍有这个信仰，普遍地说有这个三界。饮食男女，在欲界才有，到了色界没有了，色界还有男女，没有饮食，没有男女的相交，到了无色界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佛典里头有这个说法。艾：前定意思就是，譬如您活到这么大年纪，您也是出名的人，您也是思想家什么的，这都是前定的，您那次跟我讲，有人给您打八字，说到二十四岁就出名了，运气好了——我忘了您是怎么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生的时候，与“业”有关系，有的人、有特别眼光的，打八字或者看相的，他们会了解这个“业”。您那次算命的时候有没有提到研究您的人，有没有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这本书以后也许有别的传记啊……梁：我要说明啊，算八字的人，有的人高明，有的人不高明，有人算得准，有的人算的不很准，他说的话很难定。过去给我算命的人，有说我活六十几岁的，他写的那个批评我没有存留了，现在存有一篇是算我到七十四的，后来还有算的，算我可以到九十四，说我到九十四的有两个人，都是拿我的八字去算，两个人说我可以活到九十四（笑）。我也不晓得对不对，不过还没有说的更多的。艾：这也很有意思，这两个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 梁：对，他们两个人也没有商量（笑）。（[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46-247，陈嘉珉辑）
84. 梁漱溟语录（道家，中医）——梁：这个是代表中国文化，代表中国学问，代表道教。中国的医学是出于道教。那么道家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常常说：西洋人呢总是向外看，这个中国人呢，是回到自己生命上，回到自己身体上，回到自己身体上他就知道经络，中医叫做经络、经脉，经络、经脉在人身上。中国笼统的话说，气血，气跟血，气血循环流转，经络或者经脉就是气血循环的路了，道路了。这个怎么能够认出来，特别怎么能够很清楚地懂得这个经络呢？是道教。底下就可以讲明一下，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气血在人身上的流通，因为道家做的功夫就是在气血流通上。我们一个人生活，气血本来都是在流通中，是不停止地流通，不停地流通，可是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流通，不自觉，因为我们的头脑、心思都用到外边，照顾到外面；道家呢，相反，它把那个向外的、总是在观察外边的，它回来，转回头来，把不自觉的变成自觉，有一分的自觉，他就有一分的自主性，他自己一方面知道了，一方面就能够左右变动它。道家就是这个，对自己的身体的气血的流行啊，从不自觉变到自觉、不自主变到自主，……这个能够自主啊，能够自主之后，就是成仙了，仙人嘛。艾：是。梁：就跟我们普通人不同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就能做到。比如我们普通人平时，平时我们要出汗，天太冷了之后，冻了，太冻了、冻僵了，他们都没有，没有这个问题。大概很早，在中国古代就有这种功夫吧。《庄子》这本书里…… 艾：…… 梁：他可以长寿，可以长寿。天气太冷，严寒，温度很低很低，我们冻坏了，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在他的生命生活上，有很高的自主的能力。道家，不必说远的，我们政协委员有个人，现在不在了，叫王保珍（音同），北方人，河北省保定人，活到98，他自己说他要活到100岁还多，结果么是98，没有活到他自己说的那么大岁数。他有一个本事，有能力，我们就看出来他有道家功夫。很热的水，煮的开了，高温哪，我们手下不去，手下去就要坏了，他可以（笑）。 艾：噢。梁：他可以全身在里面躺着。（[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59-260，陈嘉珉辑）
85. 梁漱溟语录（道家功夫）——艾：尤其是城市的知识分子，很少吧。我在香港、新界啊，广东人，在台湾都是……亲自看见的，总之是和这个民间组织有关系的，（笑）我也想不出来，他们怎么会这个……。民间的很多这个跟宗教有关系的运动啊，义和团，这个各种各样跟白莲教有关系的，常常有这种功夫啊，也是跟民间的，应该是和中国民间独有的医学有关系的。梁：嗯，有关系。艾：好像是所有的医学、武术啊，风水啊都是有一个基础啊，算是易经的基础也好，总是有它们共同的基础，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您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共同的、基本的……梁：我不大清楚，不大清楚。恐怕它是相通的吧。因为我对它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不是从书上能知道的，你得实行、实践，得实践。艾：那您觉得这二三十年来啊，新的发展，把针灸当作麻醉啊，这个基本发展啊，怎么样？梁：这个发展很好啊！它现在叫做针麻，针麻。也是不用吃麻药，但是能够收到效果。可以一个病人躺着，很清楚，跟人说话还笑，但是，给他动手术（笑）。艾：也是我亲自看过的，开刀啊，那是大的开刀啊，就是把人的……开出来，……，什么都看得很清楚，那前头看呐，那还聊天呐。那还有些新的发展，就是中国的草药啊，西医也是在研究啊。……成分是什么，也是有一些是关于研究比如癌症、研究中国的草药有没有办法。那您觉得将来会不会有一个中医西医的融合或者结合，或者…… 梁：有一定结合，好像周总理、周恩来他就说过，希望中西医结合。艾：不过难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东西，它自己的那套理论哪，什么武术什么东西传统的地方，与西医的出发点不同。我记得1978年我陪中国的医学家代表团到美国去，我也是遇到中医北京……，……他那个针麻以外以后就别的，那西方的西医啊，美国的一些问他……，他没法回答，因为他所学的理论跟这个不同。梁：对。艾：那您对中医有没有别的见解？梁：没有什么。我们实际上仅仅看看书本，同老中医去谈谈哪，听他们的研究啊。我所熟悉的一个老中医，现在还活着，80多岁了。我的儿媳妇，不是这个儿媳妇，是大儿媳妇，培宽的媳妇。培宽的媳妇有肾脏病，肾脏炎。艾：啊，是是是。梁：那么常常请这个老中医去看。老中医他管我叫老师，其实不算是我的学生，不过他那么样尊重我吧。那么我这个大儿媳妇常常去看病啦，主要是看肾脏病。有一次啊，中医就是诊脉的，诊脉之后，他说你胃痛吧，我这个儿媳妇很惊讶，她说她刚才从学校里出来，来医院看病之前哪，经过一个操场，有人踢球，一个球一下子撞到她的这个……，胃有一点疼。疼也不知道，等他一看脉，他就说怎么样子，你胃疼吧。其实她还是在沿袭着过去一直是为看肾脏病来的，看肾脏炎的，他一看脉，他说你怎么样胃疼哪？（笑）艾：肾脏炎在西方好像应该还是没有多少办法的，中医有没有办法啊？ 梁：我不大清楚，肾脏炎啊好像也不是一种…… 艾：……，它这是比较难治的一种病。梁：这个中医老大夫啊，80岁了，他是1900年生人，今年1980年，按中国说法他81岁，是81岁。他会给人治病，可是他自己啊，病了。病是什么呢？大概是脑病吧，他这北京叫瘫痪，坐不起来了，旁人扶着才能走，不会走路了。人现在还在，还活着，还可给人讲医学，但身体不行了。他是给毛主席治病的。艾：噢，是吗？梁：嗯。毛主席不是住在中南海吗？他经常是、他也是住在中南海。艾：这个中医啊，一定是很有名吧。梁：很有名啊。 艾：嗯。他治毛主席的什么病呀？梁：他就算是为了毛主席，现在叶剑英，叫做医药的顾问哪。艾：噢。梁：医药顾问么，还是西学多，好几个西医，加一个中医，就是加这个人。他姓岳，岳大夫（指岳美中——整理者）。（[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62-265，陈嘉珉辑）
86. 梁漱溟语录——艾：最近三十年间，您最美满、最快乐的日子是什么？ 梁：差不多。艾：呵呵。梁：差不多，差不多。艾：一辈子最美满、最快乐的日子，最高兴的…… 梁：嗯，差不多。就是有忙的时候，有比较清闲的时候，有这么一种分别。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65，陈嘉珉辑）
87. 梁漱溟语录（农村，干预）——梁：当然已经大有变化了，中国的农村大有变化了。艾：那是什么样的变化呢？跟四十年前的乡村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梁：从前农民散漫得很哪，各自自顾身家，没有组织。现在是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之后，先要组织互助组互助，初级社，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从前没有的呀。艾：是，是。梁：从前没有的呀，现在的确是组织起来了，过的生活是集体的生活。第一把土地——不是你有你的土地、我有我的土地，土地都合起来了。这个变化大了，变化太大了，跟从前农民生活不一样了。从前农民好像有那样的话，“三亩半地一头牛”，假定我自己啊，有三亩半的地还有一头牛，我坐在炕头上，很知足了。现在完全不是那样，完全组织起来了，经济政治都合起来了。这人民公社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组织。艾：但您以前的计划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梁：就是，就是，我想做而做不到的。艾：当年您觉得政权本身是坏的东西，一有政权、一有政府……乡下就受害而不会受益。您用一个比喻说是乡下农民是像一块豆腐，那这个政府呢，…… 梁：要帮豆腐的忙。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因为有个政权。您依靠的是逐渐的一套理性而又实行您的计划了。中国的共产党成立了这个政府，以后就可以用别的办法啦。梁：我是觉着，帮助农民，我是希望……我讲过了，一方面呢组织起来，有团体组织，一方面呢，能够利用科学技术。现在已经实现，现在没有散漫的农民啦。又有了组织，农业改良也有了新的技术，都可施行了，都施行了。不过有一个缺点呢，以前啊，过去啊，上边领导方面干涉太过，命令行事。现在已经很校正这个，不要乱下命令，他们现在叫做瞎指挥，不要瞎指挥了，对啊，不要瞎指挥了。农民他自己还会走他自己的道路，他自己会求进步，一定要避免瞎指挥。艾：那是不是说您以前的目的达到了！梁：我想做的，现在已经……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65-266，陈嘉珉辑）
88. 梁漱溟语录（白话文）——梁：对。我觉得，胡适、陈独秀在北京发动一种白话文的运动，是给知识界、学术界一个大解放。解放是好的，所以如果还是拘守再用文言文表达思想、表达学问，那个太被动了，太被……青年，年纪小的力量……，所以解放好。开展白话文运动，无论任何的学问都用白话文，现在就叫做语体文，言语的语，像是跟说话一样，用语体文来发表学问，这个我是非常赞成的，这个是一种进步，是一种解放。艾：还有点问题，就是说假如您……梁：嘿嘿，说一句话，有两个人反对白话文。一个就是林纾，林琴南，一个就是章士钊，章行严，嘿嘿，都不赞成白话文。他们的理由呀，就是说有一些学问深的地方，思想深的地方，白话文表达不出来。这话也有一点道理，那么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写东西、发表东西还是白话文，要引用古书、文言文也可以引用，再用白话文来解释一下，还是可以介绍这种很简要的古书的文言文，还是应当介绍。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72，陈嘉珉辑）
89. 梁漱溟语录（王阳明）——艾：就是说圣人，您算一个圣人吗？梁：我所懂得的、我心里所想得的，圣人不是平常人。圣人他说话行事可以说跟其他人不大两样，可是实际上他那个人、他那个生命、他那个人格，已经完全超过普通人了。生命不同了，生命完全高过普通人。在从前，古时候就是孔子，后来我应当承认王阳明，他对生命已经透彻，完全高过我们。艾：您自己和王阳明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也是好像先深入佛学，以后出来。他也是一个活动者，在社会上实行、实践，也不是专门写东西、讲学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您和他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梁：可是就阳明的生命说，他不是普通人了，已经不是普通人了。可是我现在还是一个普通人。艾：您觉得您还是一个普通人吗？梁：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我是望到，远远地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我的程度只是这么一个程度。艾：不过假设王阳明就在我们面前，我们问他：“守仁公，您是不是一个圣人？”那他也不会…… 梁：他也不会承认。艾：所以我问您呢，您也不承认。您也跟王阳明另外一个类似或相同的地方。梁：王阳明一生的遭遇我还没有。他遭遇很严重啊，他好像有一句话“千灾百难”，灾难，比如要杀他，这个是一种将要被杀，这个事在我没有。他去贵州龙场那个蛮荒没人的地方，那种苦难，我也没有。艾：您也有苦难。梁：他有这个话，他的这个“良知”，他发明这个“良知”，是在“千灾百难”中才认识了这个“良知”。这个我们没有。艾：那梁老师也是有过苦难的？梁：差得多。艾：那一次您到日本人的战线后，到山东去视察原来鲁西的情形，在山洞里边也差一点就没命了。梁：对，对。艾：我在书里描写得很详细。那个时候您也差一点点没命了。梁：那还是不同，可以说身体没有受什么苦、很严重的苦、苦痛啊，没有受什么痛苦。那次在那个游击区，有时候没有食物，有时候一时找不到食物，有这个情况。艾：有时候也很冷，有时候下雪或下雨，也没有办法把衣服弄干啦，像这种事吧……梁：有这个事，不过这个都比较平常了。艾：还有一点啊，1955、1956年批评您思想的运动的时候，有很多人啊，当然都包括是香港台湾的，毛主席那次批评您的也是提到的说，很多人实在很尊奉您为一个大圣人，因为您还是坚持您的看法而……在一种威胁之下还是……，那这个也算是一种苦难，就是心里的一种苦难吧。结果也不像别人…… 梁：不过比起王阳明来啊，还差得远，还差得远。可以用佛家有时候用的名词“彻悟”（梁先生写出彻悟二字），彻就是彻底，彻悟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大变化，不是个普通的事情，不是普通的“噢，我明白了”，不是这样。在彻悟上，阳明先生他有他的彻悟，我不够。阳明先生的门下有好几个重要的人，都是受到阳明先生的指教了。可由于每一个人的天资不相同，天资有高有低，有偏于这边的，有偏于那边的，所以阳明先生的门下著名的、了不起的有好几个人。有一个姓钱的，他也是阳明先生的门下，后来很出名的，阳明先生的年谱就是他来编订的。他以前没有跟着阳明先生求学，后来跟着阳明先生求学……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74-276，陈嘉珉辑）
90. 梁漱溟语录（王阳明，太极）——梁：在阳明先生的门下，有很多比他早跟着阳明先生的，也算同——中国叫“同门”，同门就是同学。同门里头嘛有很多比他早啊，这个跟着阳明先生的，都算是师兄吧。他就一面呢跟着阳明先生，听阳明先生的教诲，一面么他跟许多师兄、前辈请教，很诚心诚意地去求。但是总觉得不行，他自己说啊，没悟道。尽管自己很诚心诚意地请教，听老师讲，问同学，大家帮助。所谓没悟它就是摸不着头脑，没悟，进不去门，进不去门。后来呢，他就啊，跑到和尚庙里头去，跑到和尚庙里头去静坐。“习静”，关起门来，跟人不接触，在和尚庙里头“习静”。那么，悟于深的静，悟于深的静的时候啊，他就恍然，如同从那个黑暗中看见天日一样，这个就是说他彻悟了。他彻悟了就赶快跑来问老师，问阳明先生，把他的这个彻悟啊问阳明先生。阳明点头，他说对了，对了，对了，但是告诉他，告诉钱平江，你不要告诉人，你不要帮助旁人，你指点旁人，不要说是这样子去“习静”，虽然你得利于“习静”，但是你这样子指点旁人，不一定好，你还是用我的话——用阳明先生的话了，你还是用这个话，“致良知”，不要告诉人去“习静”。你告诉人家，指点人去“致良知”啊，不出毛病，你告诉人去“习静”啊，去静坐啊，可能出毛病，可能不对。这个就是说啊，阳明先生的这种学问，必须能够有一个对人生、对生命，有一个彻悟才行，最后一定……，不过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你就是这样子好了，“致良知”。 “致良知”呢是随世用功，尽管这个钱（钱平江——整理者）他是到庙里头去避开人，自己去“习静”，这么样得到彻悟的。可阳明先生说，你帮助人，指点旁人的时候，不要用你这个路子告诉他，这个路子容易出毛病，你还是让他“致良知”，让他随世用功，就是不要躲开众人，躲开复杂的环境，跑到庙里去。那种用功的方法，不能够帮助普通人，对普通人你不要让他走这个路。要走什么路子呢？就是随世用功。所以我非常之佩服阳明先生，他这个完全对，为普通人设想，他这个这完全对。这个样子也慢慢地能够深入，这个虽然不容易深入，可是也能够慢慢地深入，对为普通人说法，就是随世用功，随世“致良知”，引用《中庸》上的老话，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艾：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您是用过这个话。梁：我想接着这个话啊，我讲一个王阳明先生的故事。艾：好。梁：这个故事里头啊，完全见出来王阳明的学问。这个学问不是知识，是见出来他的功夫。什么功夫呢？艾：彻悟。梁：他的彻悟啊，用一句老话，有这么一句老话，阳明先生是做到了这个了，明心见性。那很不寻常，明心见性很不寻常。我不是说，我是在一种好像天上下雾，在雾中远远看到，那就是离这个还远，离明心见性还远。可是阳明先生他是做到这个了，就是阳明先生他的这个人，他的这个生命已经远远高过我们。还有一些事情，当时是明朝了，皇帝是很糟糕的皇帝，很糊涂的皇帝，皇帝又被左右的太监所包围。这个阳明先生已经擒了宸濠，宸濠要反对皇帝，在湘西擒了宸濠。皇帝就说把宸濠放了，我自己来擒。这个皇帝是个笑话了，糊涂了。就是因为在皇帝旁边帮助皇帝出主意的都是些个太监，都是些个奴隶了。那个“太监”你晓得不晓得，明朝清朝的“太监”那个制度，你晓得不晓得？（艾：嗯，是。）割了生殖器。那么这个皇帝还是相信太监，太监包围他，要做那个很可笑的事情，就是要擒了宸濠再放，他自己来擒。这个是胡闹，开玩笑。他自己要御驾亲征，带着很多太监、很多军队来了。当然来了嘛，皇帝来了嘛，当然很威严、很大啊。这个盖过了王阳明，王阳明带着军队，王阳明也算是很高的大臣，但是皇帝来了，盖住他了。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在广场里头啊，随着皇帝来的有许多武将了，武将会射箭啊，那么，要比一比谁射的好。他们以为王阳明是一个书生、文人，恐怕射箭不行吧。他轻视王守仁，那么好，就树靶子在那儿，比较射箭。居然比较射箭的时候，阳明一箭射去，正中那个中心点，好，周围观看的军民哪大声喝彩，再射第二遍，又是正中，啊，又喝彩，欢呼，第三箭还是正中。这三箭一射，周围看的军人都欢呼，把这个来的太监、看不起阳明的都镇住了，不敢动他。因为他得民心，大家有目，看他真有本事，不是普通的文人。这样一下，才把这个局面转回来了，要不然那个皇帝还要乱搞。我说这个故事啊，阳明为什么能够三箭都射中啊，因为这个啊，他得力于这个地方，他得力于这个地方，他得力于这个地方。他是彻悟，他对生命，他达到了彻悟，他是圣人了，他是圣人了。完全不是普通的凡人，不是普通凡人，那是很了不起的人。所以他把三箭都射中啊，不是机遇，是远高于机遇的一个根本问题。他是悟道，他是明心见性。他远远超过普通人，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了不起的。阳明先生是进入圣人的地位了，不再是个普通人，不再是一个所谓凡人、凡夫。我呢，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有什么比普通的其他读书人好像高一着的地方，如果说有，那就是因为我能够望见到一点，好像是看不太清楚，但是也可以望到一点。结束一句话，我的程度是如此，我的程度，不客气的说，比普通人高，因为普通人连这个也没有，另外一方面呢不够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艾：那谁达到这个地步，除王阳明以外呢，谁达到“明心见性”？梁：讲这个中国古学问的有，就过去说，比如就清朝说，清朝的时候，讲学问有三派，一派呢就被称为汉学家，这一派的汉学家它的重点，它的学问是书本考订，考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文字或者制度，证明过去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叫做考订考据学，考据学这是一派。还有一派呢叫词章之学，像桐城派，桐城派也讲学问，特别讲究读古书，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一种词章派，作古文，作韩柳文，韩退之柳宗元，这是一派，这一派也不行，这一派不行。已经说了两派了，第三派，它是讲宋明学。讲宋明学的呢，就是要往这个路上走，它采取的方向是这个方向，不过在清朝二、三百年里头，在这方面没有出什么人才。在过去，在清朝以前，元朝在这方面也没有出什么人才，元朝以前，宋朝在这方面出了人才，那就是陆象山。后来呢，喜欢说“陆王”，陆王是一个派吧，王就是王阳明。陆王派里头有两个特殊的人，比较算是成功的人，有两个造诣很深的人。在宋朝，名字叫杨简、杨慈湖；在明朝，叫罗汝芳，号叫近溪。……（[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77-280，陈嘉珉辑）
91. 梁漱溟语录——梁：……这是两个深造有得的儒者，一个杨慈湖，一个罗近溪。就我说，我最佩服这两个人。其他的一般人，尽管他讲儒书，孔子，尊奉孔子，实际上是门外汉。艾：到了民国时代也没有什么……梁：到了清朝未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起了很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老大的帝国——中国——受欧洲列强欺压强迫，强迫中国，欺压中国，开放门户了，开通商口岸了，中国也就好像梦中觉醒一样，赶紧学西洋。学西洋的时候把中国的这种老的学问的路子，特别太偏乎内的这种学问就放松了；也不能不放松啊，也不行，这方面就不出人才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81，陈嘉珉辑）
92. 梁漱溟语录（康有为）——梁：就是康有为他后来总是欺骗人，开头是很了不起嘛，倡导维新，他是维新运动的领袖，那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在当时呢，可以算得先知先行，那我们当然佩服，恭敬他。不过后来他老骗人，他尽说假话啊，一方面尽说假话，一方面自高自大，简直可以说要不得。我们应当说一句话，人人都应当谦虚，自高自大，总把自己摆在众人之上，这个根本上就看出这个人不行啊。艾：那在思想方面有没有…… 梁：思想方面他有创新，他有著作，他有一本书叫做《新学伪经考》，还有一部什么书，两部书都是很出名。可是内行人、懂得的人，知道他这两部书从旁人那儿偷来的。有一个四川人廖平，康有为的许多思想见解和特别是对古书的看法吧，他都是从这儿来的，从廖平来的，旁人都是这么说，他是窃取了廖平的东西发表。艾：那他写的《大同书》您觉得怎么样？梁：《大同书》嘛是一种，用不好的话说吧，是一种做梦的书，梦想未来的时代，有种种的很新奇的，跟现在的社会不同，那些个都是一种梦想、猜想，好像很新奇。当然，这样子去想一想说一说也很好，怎么好呢？破除了俗人的狭隘的守旧的思想，可是如果自己很夸大，把自己对未来的事情说出来，好像很了不起，在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子说说也无妨，破除普通人的见闻不广，狭隘保守，解放，思想解放，这是好的一方面。不过，也不值得，好像是怎么样子贵重，不值得贵重，那个不算是什么学问，不算什么学问。我这书架上还有他那个《大同书》。艾：大同这种理想啊，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您也还反对，觉得大同是……梁：不算是反对，不算是反对。因为中国的古书里头，特别是《礼记》里头《礼运》那篇，它都讲到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为公”，那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未来，会走到那一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呢不要老怀抱着一个希望未来，好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未来，反而把当前的事情啊，看轻了，忽略了，不能够好好地在当下用心。（[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81-282，陈嘉珉辑）
93. 梁漱溟语录（康有为）——康有为他有他的价值，不过他的价值是在他比较早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他越到后来他越是不行了，后来他有造假的事情，还有我所知道的……。比如我知道两件事。一件事，是在陕西西安，城南有一个庙，好像叫卧龙寺，那个庙里头有古代版本的佛经，很有价值，他就把它据为己有。那个时候啊，交通不便，没有铁路，是骡马车。他就把卧龙寺那个好版本的藏经，数量很多，并且很重，装在骡马车上要弄走，已经出了西安的东门，已经走在大路上，西安本地人发觉了，追上去，不答应，把书弄回来，有这么一次事情。这事我为什么能知道呢？因为我十九岁、二十岁的时候，我到了西安，我喜欢到那个庙里头去，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一件事情。再一件事情。有一个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是一个资本家。在清朝末了有一个国家银行叫“大清银行”，后来清朝退位了，就称为中华民国了，就改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的第一个主要人叫做总裁，还有一个副总裁，姓余，叫余凡澄（音同）。余凡澄跟我相熟，余凡澄把他遇见的事情告诉我。余凡澄他是中国银行的副总裁，后来他离开中国银行了，但是他是一个私家银行的资本家。有人来向银行借钱、借款，或者借比较多一点的钱，就要抵押，才能保证银行借钱。拿什么来抵押呢？用一幅很贵重的有名的画，人人公认这个是价值很大，古代的画，古画就作抵押品在银行里头，银行就贷给他比如说是两千块钱。康有为就知道了这个有名的画在这个银行里头，他就去找到余凡澄，他说“听说这个画在你们这个行里头，你拿出来我们看一看，可以不可以”，那么当然他康有为是个大名人啦，这个余先生就从行里头把那个画拿出来，挂在那儿看，这个康有为非常的赞扬，“啊呀，这个画多么好啊”，在那儿叹息，在那儿看。末了，他说：“可不可以我拿回家去，我慢慢再多看看呢？”这个余凡澄因为他是大名人嘛，一定要这样要求嘛，只好答应他，让他拿走了。他拿走的时候，他也不说在家里头仔细看看，多看二天、三天这样子就送回来了。过了二、三天去要他不给，再过几天去要还不给，“我还要多看一看”。好多天啊！这个不行了，这个余凡澄就想：“怎么你想霸占这个东西啦？”那么就带了很多人强迫地到康有为的家里头把这个东西取回来了，这个余告诉我的。（[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83-284，陈嘉珉辑）（我也会偷，偷文章。也偷自己的文章，一个内容的改头换面，折腾出好几篇文章。用剽窃文章的方式把职称问题解决了，把温饱解决了，还是想回归原地，还是想弄点原创的东西。创造性是人的本性。——陈嘉珉）
94. 梁漱溟语录（康有为）——我知道的这么两件事，一个在西安，一个在上海。他后来他品行很不好。特别是他有一个弟子，一个门人、学生，叫陈焕章，办“孔教会”，在北京西单修房子，需要款，叫“劝募款”，定一个条例，如果捐五万块钱就怎么样，捐十万块钱怎么样，引诱人捐款，这个简直要不得，这个简直要不得，完全是一种名利的俗心，俗的，俗的不得了，俗的不得了。一点高尚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他的学生，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85，陈嘉珉辑）
95. 梁漱溟语录——艾：您自己很反对“孔教”这个观念的？梁：对，孔子不是宗教。艾：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的时候，您很反对当时的佛教。说现在搞佛教的人第一不是好人的，第二我们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也不是佛教的。书里提到一点，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佛教。不过您自己啊，还一直是佛教徒，您第一条路、第二条路的问题也还没有解决，这有没有矛盾啊？梁：不但是我一个人，就我自己说，我倾向佛教，想学佛，可以，假如另外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人，他这个这样子，我也赞成，我并且也许还可以帮助他，可是就着广大的社会、就着当时的中国的需要说，不需要这个东西。艾：哦！这种观点是个人和整个社会不一样。梁：不一样。并且还可以再说一点。当时这种所见不免有点偏，偏什么呢？片面地看佛家是一种出世的宗教。其实呢，也可以不必这样看，就是，把佛教看成不必从出世宗教、否定人生那面去发扬它，而从另一面，就是慈悲。佛经里有这么四个字“慈悲喜舍”（梁给艾写出这四个字），“喜”有时候叫做随喜，“舍”么就是舍弃了，跟贪取是反面的，随喜就是人家有一点好的心愿或者好的行为，就帮助他。所以从这个“慈悲喜舍”这面来发扬佛教，不必拘定要出世，那么样也很好。我当时的意思就是看得呆板一点。就是说，如果中国那个时候正是内乱、内战，每一个人都要关起门来念佛，那个乱就更乱。不要消极，不要想出世，要发挥慈悲的意思，要出头，按现在的毛主席的话说，要斗争，要斗争才能够转移这个局面，不能够让那个军阀乱来，如果大家越是听天由命，越是关门，那更乱了，当时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艾：您用的一个字，是孔子的一个美德，就是“刚”。那“刚”跟斗争、斗强，您现在说是一样的意思？梁：有相同的一面。（[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85-286，陈嘉珉辑）
96. 梁漱溟语录——艾：到底怎么能够保障1966年的惨剧将来不会重演？到底用什么办法不许、不让这种再……梁：办法是说不上一定的办法。不过看这个情况，将来说没有争权的事情，反而大家很团结合作，让比较年轻的出来，让比较有作为的来做，这种现象当然很好，或者这个就是一种保证吧，可以让我们乐观。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92-293，陈嘉珉辑）
97. 梁漱溟语录（中西方的分别）——艾：……我真的觉得，按照逻辑来推论将来的情况很可能是会这样的。我这个想法的基础和这个是有关系。拿中国来说吧，就是鸦片战争以前，当然有很多别的缺点，不过起码道德标准是有的。以后您自己也说，就是这个民国时代啊，您自己在书里也写过啊，20年代的、30年代的知识分子——“士”——是无耻的，他们起码以前在传统的社会里不敢公开的、张胆明目的为了自己的自私的理由而争执，现在呢，表面上的标准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说道德的标准已经不是纯粹的、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全世界唯一的道德标准，以前我们觉得外国人、洋人，他们和我们的不同就是，我们是比较算是人，他们还没有“熟”，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他们没有道德，我们是有道德，那就是说人是有道德的。在民国已经就开始了这么一个变化了，所以，“本心”应该怎么说才能说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之处？梁：我觉得，是非的标准不要向外找。《孟子》上头有个话，他叫做“行仁义”和“由仁义行”，这两样不同。所谓“行仁义”嘛就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上认为那样是仁义，是好，按照着那样子去做就是“行仁义”，孟子认为那不足取，不要“行仁义”，要“由仁义行”，就是还是回到自己身上来，返回到自己本心，越向外找越迷乱、越眼花缭乱，不要向外看，要自己问自己。特别是，在《孟子》他也说，“平旦之气”，“夜气不足以存”。中国人的俗话常这么说，叫“清夜扪心”，你清夜、半夜里头醒来的时候，清静，“扪心”就是自己问问自己，这个时候清楚。艾：问自己啊。问题是每一个人的自己回答的答复一样不一样，或者“本心”有没有共同的……梁：这个就是说，清夜醒来的时候，比较不受外边的影响，“清夜扪心”，问问自己，这样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啊，按中国话说叫“良心发现”。中国农民有这样的话，这两句话很了不起：“不欠钱粮不怕官，不昧良心不怕天。”这个话我觉得很了不起。我不昧良心，我没有做一点坏事，“不昧良心不怕天”，前头一句话“不欠钱粮不怕官”，每一个人嘛都要交钱粮，钱粮我已经交了，我官都不怕。这样一个社会啊，只有中国老社会有啊，外国没有这个社会。所以“良心”这个东西啊，你越向外看、向外去找越没有。艾：我同意。您著作无论是哪一本，都是注重这一点，无论您说“仁”，原来您说的是“人”，或者“良心”，或者“理性”都是一个东西，那您这本书也是同样的说有这么一个东西，说是灵活性或者怎么样，其实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是不是？您刚才用的是“良心”这个词也好，或者用“仁”这个词也好，或者用“理性”这个词也好。您也刚说了，就是民间的那个说法了，只有中国社会有的，别的社会也没有的，那么假如“仁”、“理性”、“良心”，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一种东西，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的社会是比较会有的？梁：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松散的社会。艾：这个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西方社会本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团体的习惯了。梁：西洋的社会啊，他有集团，人呢一般是生活于集团中，那么过去的中世纪的社会，是集团拘束了、压迫了个人，多一些；那么近代的社会，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入近代社会，个人的觉醒反抗这个集团的过分的干涉压迫，有这样一个古今的变化，就是中古跟近代的变化。可是这个变化在中国的社会是没有的。中国的老社会它是缺乏集团的，它尽是家庭、家族，过去的皇帝、统治者他最好的道路是不干涉老百姓的事儿，所谓“端拱无为”、“无为而治”，你越是不干涉老百姓的事，越是随它去、随它自己去生活，越好。中国的过去的几千年，过日子就是这么样子过日子，消极的彼此相安，而没有一种积极的统治。它就是本着习俗，过着一种散漫的和平的生活，散漫嘛就容易和平，和平嘛也就容易散漫，换句话说，斗争吗就容易造成团体，而有了集团就更容易斗争。所以中国的这个老社会啊，它都是过一种散漫和平的日子，一种消极相安的日子。所以中国人他也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他只晓得“天下太平”。什么叫“天下”啊，“天下”是没有边的，“国”嘛就是有个范围的，“国”与“国”有对抗性，对“天下”没有啊。中国人啊，他总是梦想“天下太平”，他就是要过一种消极相安的日子，希望朝廷啊、官府啊不要多干涉我，不要多管我们的事，这个情况在欧洲是没有的。艾：可以说在欧洲的现代的社会没有这种情况，可是中古时代啊，国外的地方都是一个教会，天主教，所以虽然组织的习惯，组织都是教堂的组织，可是也不能说是组织对组织的战斗，现在到了17、18世纪才开始有民族的情形，才有了国家。梁：在近代国家，……之前，贵族对农民统治，农民常常是随着土地的，这个跟中国的过去的农民不同。艾：是，这两个社会是有不同的。一般的来说，我完全同意您刚说的历史方面的解释，我都同意。我问的问题就是，您的说法一直有个矛盾：假如某一个东西是人类的共同有的，这个东西怎么会是中国的特产呢？我知道，您刚才是从社会发展背景来解释，我一直觉得是个矛盾，我书里提到的、我所觉得的矛盾的地方是，您20年代、30年代提倡把中国固有的“理性”、或者“仁”复兴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全国复兴，才能现代化，才能吸收西洋的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可以发展中国固有的东西。矛盾何在呢？假如原来中国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不发达，没有团体组织，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先发展“理性”，为什么假如原来是现代化的障碍，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理性”突然不是个障碍反而是个……梁：它没有障碍，它过去也没有障碍。艾：过去也没有障碍？梁：它是社会发展走的路子不同。艾：好，不过为什么路子不同呢？梁：所谓路不同是指什么说呢？在远古（艾：是，在很远的古代。）人的生活都是离不开人群的，都是成群的。这个群的范围越古的时候越小。每一个群都有两面，一面是血缘的关系、血统的关系，还有一面是地域的关系。总而言之，开始远古的时候生活是集体的，一方面是家庭，一方面也是超乎家庭的集团。中国的社会发展、演进是侧重家庭这一面，外国是偏重在集团一面，最初的这些它又是集团，又是家族，这个偏到这面走了，那个偏到那面走了，那么各有所偏了。让这个各有所偏的帮助那个各走一偏的路子的，就是宗教问题。宗教帮助人走集团的一面，儒家的东西帮助人走家族、家庭、家庭伦理这一面，这样就分开了。在家庭、家族上它就讲一个“亲疏长幼”，注意“亲疏长幼”这个观念，并且把这个观念从家庭向社会上去推广。所以管君臣的君叫“君父”，为“君”的对于自己的百姓称为“赤子”，“赤”就是红颜色，就是小孩子。所以受了儒家的影响啊，他总是把这个家庭的这种亲爱之情推广到社会上去，君是“父”，老师也是“父”，同一个老师的，我们是“师兄弟”，好朋友也是等于兄弟一样，它特别是重情谊，（艾：是啊，是。）情谊嘛，它就超过了利害关系。艾：我还要说，为什么在最远的古代，原来的这个分别，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什么？梁：不知道。它就是一个偏成这面走了，一个是偏成那面走了，它原来最初是集团，集团包含着两面，一个偏这面走了，一个是偏那面走了，那么，为什么各有所偏呢？应当是，帮助向这方面发展的，有些个条件，帮助向那方面发展的，有些个它的条件，彼此的条件不同。（[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297-301，陈嘉珉辑）
98. 梁漱溟语录——艾：那好像跟《中国文化要义》里您的说法有点不同了的，《中国文化要义》您说，还是儒家的观点，就是说到宗教的问题，中国原来的这个宗教，中国原来的宗族社会，就是说商朝那个社会，到了周朝后面是给儒家算打破了，“士”醒了，按儒家的意思呢，来把纯粹的伦理代替宗教，那宗教可以说没有了。当然民间有一些比较迷信的宗教，不过，宗教没有了。依我所了解，这时候宗教的问题才各有偏……那您现在说还有一个更在前面、说不出来的原因，还不知道。梁：就是说啊，各走一路，各有所偏。艾：原因呢？您说条件，那条件是什么？梁：我们现在说不上来，但是总还是有，可以研究，可以去探讨。因为我们距离知识还是很有限，知识上有限。（[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01，陈嘉珉辑）
99. 梁漱溟语录——艾：“世间出世间”，是什么意思？（从《中国文化要义》里找到这句话）梁：世间生活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那么对于世间生活认为是迷妄，要出世，对人生持否定态度，这个叫出世。印度人很怪，古印度并不是单是佛教如此，它普遍地都是这样。普遍地它认为这个人生是个迷惘，对人生持否定态度，跟儒家肯定人生不相同。艾：那么这里讲的道理呀，就是否定人生啊，人生是有疑问啊……梁：我还要补足说一句话。那么世间是什么呢？世间是生灭，生生灭灭。出世间是出生灭，超出生灭来，这个印度人想的真是高了。它很奇怪，不单是佛教，佛教以外的统统都是这样，统统对人生是否定，说人生是迷妄，是错误，我们不要这个，它要什么呢？要不生不灭。这个想法很怪呀，它要求不生不灭，真怪。出世间就是不生不灭。艾：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化”，您是说蔡元培先生原来也是主张、提倡的……（梁：艺术代宗教。）那您这个说法，就是人生的艺术化跟蔡先生这个…… 梁：蔡先生他是一个理想、一个主张。我是推想未来理想主张成为事实。艾：那还是跟最早的书，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说是未来孔子的礼乐还是会起作用。梁：哎。艾：这可以说是原来意思的继续发展、阐明。那宗教失势的问题，因为理智化的关系，现代社会的宗教可说越来越没有了。梁：失掉了势力。艾：这是理智的关系，还是…… 梁：理智很有影响了。艾：科学就是理智。梁：很受科学的影响。艾：这有点很像蔡元培先生当年的主张，“美育代宗教”这个道理，这是原来蔡元培先生说的。梁：他是理想。艾：您认为是将来还是会实现，还是会变成事实的？梁：我再补一句话，蔡先生他是主观的要求，而我是说将来的事实趋势，我说的是客观。艾：是，您分析客观的事实和实际的情形 。梁：向那个方向发展。（[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02-303，陈嘉珉辑）
100. 梁漱溟语录（儒家）——梁：他这是一面。我是受印度的思想，还不能说受印度的思想吧，好像自己是一个被动的，也不是被动。我已经说过，年纪只有十几岁就想出家，就是对人生持一种否定态度。当初实在是对儒家不懂、不了解，刚好父亲没有叫我读孔子书。所以读孔子书有一点新鲜之感。因为它一开头就是说，那几句话就是什么不亦悦乎、不亦乐乎，嘿嘿。那么全《论语》这个书，这个“乐”字是一见再见，见之不一处，还会看见“乐”，什么“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个“乐”字在他书里头倒是常见，全文没有一个“苦”字。孔子不是还说过那个话嘛，就是“智者不惑”，惑就是迷惑、糊涂，“勇者不惧，仁者不忧”，“小人常戚戚，君子……”，有的背不上来，“小人常戚戚”，戚戚就是心思不愉快，君子就是表示很快乐。这个跟印度、佛家的相反。艾：儒家也有一种传统，就是书里面常提到，您的父亲跟您，对社会有责任感，那么也可以说是非常正经严肃的事情了，所以虽然君子常常“乐”，不过责任感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04-305，陈嘉珉辑）
101. 梁漱溟语录——艾：您也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书里搞不对。您说您想出家是辛亥革命以前您已经要出家了，也不一定是辛亥革命以后才要出家、出世？梁：出世思想很早，的确是想出家为僧，当和尚。艾：假如是这样，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精神危机？就是说想自杀，就是说，假如已经有了出世的思想，为什么积极地参加辛亥革命？梁：这个不相冲突。为什么不相冲突？我常常说，我一生啊占据我自己头脑的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国家的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就是中国的衰弱危亡、社会的苦痛，这是常常的占据我的头脑的一个问题。可是另外一个问题远远超过、大过这个问题，就是对人生问题的怀疑烦闷，以至于对人生的否定。一直是这么两个问题，有时候这个问题占优势，有时候那个问题占优势。艾：依我所了解您的思想，这两个问题您常常打成一片了，就是常常有关系的。比如，依我所了解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生的问题也是跟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复兴有关系的。您就在这本书里说，要发起什么运动，没有说清楚是什么运动，好像最后一句话是：让我试试看儒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以后再来讲是发起什么运动。结果您是在一个团体里跟一些学生讲学，这个讲学的团体是个人生的关系，也跟乡村建设用的方法有关系，也是一个方法。梁：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个时候还没乡村运动。艾：是，我知道。梁：不过我说过一句话，我说我要把宋明人的讲学跟近代的社会运动要把它打成一片，合而为一。有这个话。艾：对。不过我在分析您的思想的时候，其实我把头绪弄得更早，早到您中学时代跟一些朋友，可以说是一个讲学团体，非正式的，就是彼此鼓励，彼此批评这种传统，这是中国的传统……，这个头绪一直到《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当然有关系，讲学。到了乡村建设，也是有这个道理，您办的学校也常常用这个办法，所以是一贯的线路，这是我的分析的结论。所以人生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都是常常是一个东西，或者起码有密切的关系。（[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05-306，陈嘉珉辑）
102. 梁漱溟语录（理性，理智）——梁：我们要描述要说明这个人心，先要说它的主动性，主动性又可以称作自觉，自己觉悟，自觉能动性。（艾：是，是。）主动性就完全等于自觉能动性。这是人类的特征，顶重要的特征。艾：是不是跟意志有关系啊？梁：当然意志包含在内了。主动性，灵活性，最后是计划性。为了说明计划性，要用这么多话来说明。艾：按照《中国文化要义》的说法，您分的还是理智跟理性的基本分别了。那么现在您好像进一步又分了三部分，主动、灵活、计划。那头两个也许是属于理性，计划性是属于理智，有没有这个分别啊？那么也许计划是指的比较抽象的，为了未来而计算的……梁：刚才，你用了一个理性、理智，你这两个怎么分？艾：那还是您的《中国文化要义》里的分别。就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一个人在算一个数学的问题，那么算得正确不正确还算是理智啊，就是说计数方面是理智啊，不过道德方面，要不要算、正确不正确那是理性。梁：对，差不多。艾：所以我以为您又是按照当年写的这本书的关于基本观念而继续发展而问的这个问题。现在分了三个基本方面，主动、灵活、计划，而计划是最复杂的。我也知道您的这本书好像有不少的最近科学方面的研究资料。您在分析人心的这部分，也是在利用最近科学，那心理学也是一部分内容。那您觉得心理学哪一种派别是比较对？梁：外国的心理学，比如有个喜欢谈本能的，叫麦克迪科。艾：这是您当年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最流行的，以后就不流行了。梁：他列举了好多样的本能。英国的罗素写过一本书，好像叫《创造……》（此处声音模糊，疑为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整理者）是不是？（艾：噢，对！）那本书是讲，他把人类分成三样，一样叫做占有冲动，还有一样叫做创造冲动，但是还有一个第三，它叫灵性。我起初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头，引了他的话。我不同意他的三分法，我说是……（此处声音模糊）者，一个是理智，一个是本能。起初我是这样，后来在多元化趋势出版之后，我才明白，明白他的第三个叫灵性的这个，也是有所指，不是一句空话。我承认他的三分法，不是二分法。再说明白一点，原来我是二分法，我对他这个灵性不大懂，觉得也不必要，觉得二分法就够了，一个理智，一个本能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我把道德归到本能里头去。（艾：是。）后来我明白不是，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本能还是我们在生活中，为了生活，为了做生活我们的一种工具，是个备用的东西。（艾：嗯。）那么理智也是一个工具，备用的工具，那个主体高于这两个。所以呀，那么我才明白罗素的三分法有道理。比如他说吧，宗教单用理智来说，说不了，用本能也说不了，宗教道德高于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是灵性。后来承认罗素的这个话。艾：您最后出版的那本书，就是《中国文化要义》中，您认为理性……罗素说的灵性算是理性，就是道德性的决定是理性，那么罗素的理性也是比较接近这个观点的？梁：他叫做灵性。艾：灵性，对。也许您在这本书里讨论的，也有别的思想家类似的观念啊，说法不同，意思是差不多。道德性作决定的能力就是这个意思。天主教的哲学家，考勒·沃尔曼（音同），姓沃尔曼（音同）， Avail……（此处声音模糊）of Sense，差不多这个意思。甘地也有一个说法，跟您的理性做一个比较……不过您自己理智与理性的分别，英国诗人，也可以说是英国思想家，19世纪的姓College，Tailor College（此处声音模糊），他也有这么一个分别，Reason and Rationality的分别，定义也是跟您的理性理智差不多。那您讨论灵性，罗素的灵性，或者您说的灵活性，有没有跟别的文化或者国家的思想家类似的观念来比较啊？或者您就是分析，不要提到别人的……梁：我记得美国一个很早的心理学家，他有一部很大的著作讲心理学。很早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很大本，后来把它缩小成很小的本。艾：我不知道，是哪一派的？行为派以前？梁：很早的，行为派以前，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艾：James，是不是William James？（梁：是William James。）他的书很多啊。梁：他开头对宗教不够认识，后来他对宗教有认识了。他有认识的时候也就是他对灵性有认识，对罗素所说的灵性有认识。（艾：对。）罗素也是把道德跟宗教归于灵性，不是理智和本能所能够包含的，理智和本能包含不了这个东西。理智和本能都是工具，都是方法（艾：对。），有一个超过这个东西的（艾：对。），这是人类的特征。艾：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梁：对。）您在《中国文化要义》说，人之所以为人是理性，而中国文化发展的理性发展得很早、发展得很大，而西方理性发展得比较少，可是理智发展很高。（梁：对。）您的意思就是您现在说的灵活性，罗素的灵性，是不是您以前用的理性代表的意思？还是跟原来的理性有不同的地方啊？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素质。梁：今天脑筋不好用，有些个话呀，原来是自己的旧话，现在说不出来。心里有，可是口里说不出来。艾：也许我记得，您的书我看了几次了，关于……梁：我现在的许多话呀，心里有，可是口里说不清楚。所以想请你看看这个目录，推想吧，可以推想书讲了些什么，包含了些什么问题。艾：那比如第七章的一节，意志与本能比较，哪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说假如有这么一个问题，您怎样来回答呢？意志重要，还是本能重要？梁：不能说哪一个重要。艾：谁更重要？梁：作用不同，手的作用和腿的作用、跟脚的作用不同，就是这样。艾：两个都重要，好。梁：嗯。艾：那理性与理智的关系是不是跟您原来的《中国文化要义》分析的大概一样吧？就是理智跟理性的关系是不是……梁：就是《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代表我的说法。艾：……，有好几章是关于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关系，那您在《中国文化要义》没有讨论过。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可不可以扼要地讲一讲？梁：心是超过身的。从身来说，你的身体跟我的身体不相通，我吃饭，你不饱。可是从心来说，心高于身，心超过了身。所以心跟心的关系，它可以说八个字，头一个就是“好恶相喻”，（另四个字应是“痛痒相关”——整理者）我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好恶相喻”。这个“好恶”包含着是非心，我觉得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人是好人，你也承认是好人，好恶可以相喻，“相喻”就是彼此了解，“好恶相喻”。艾：“好恶相喻”，您的意思是有个绝对的、人的心理有的一种客观的标准了，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心心相应，就是无论什么社会、什么文化的人，他们对某一现象会有同样的反应了？就是说这个行为不好，那个行为好，是不是？梁：人从一个很基本的定义说…… 艾：最基本的是哪一种？梁：就是有些个它是由于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也有的是古今不同，有地方的不同，那个社会跟这个社会，属于从空间上说，相离很远，这是一种不同。还有一种古今时代不同，它的社会也不同。艾：是。梁：不同时代的社会，不同地方的社会，都有它的风俗习惯。一个人常常为他自己所生存的社会习惯所影响（艾：是。），因此就搞得我说的对，你说的不对了。（艾：是。）可是在某些个很基本的上头，还是相同的。很基本的，比方说吧，说假话，每一个社会都不喜欢，都讨厌，是吧？比如这样的。可以有许多事情，它还是由于社会风俗习惯不同，这个地方、这个社会认为好，那个地方就不认为好。（艾：是。）或者今天以为好，古人认为不好。艾：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08-312，陈嘉珉辑）
103. 梁漱溟语录（假话）——艾：说假话是不对的，（梁：大家不喜欢。）就是绝对性的道德标准。让我想想……梁：可以举一个例子。艾：那还是继续讨论您举的例啊，说假话的道德标准是怎么到人的心里来的？就是说一生来就有的……梁：说假话它就是有所为，有所贪求，为了那个才说假话。艾：这个不会啊，说假话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有所为，就是说好意说假话也有的。梁：好意也是有所为。艾：好意也有所为，哦，对。难道真话不是……真理也是有所为的？梁：我心里有什么，我就是什么，坦白说出来，这个是无所为。艾：有所为……梁：有所为都是曲折的，无所为是直接的。艾：每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您刚才说的，时间的分别、地方的分别都是有的。有所为的目的也会不同（梁：对。），那什么算是不道德的行为也不同了？梁：那当然了，不同的，是古今的不同，地方空间的不同，各有各的道德。因为各有各的道德，实际上不是真道德，实际上是礼俗。艾：实际上是礼俗啊？那么真道德的来源是什么？梁：真道德啊（艾：绝对的真理。），是自觉自律。（梁先生写出“自觉自律”四字）法律的律。通常社会上多数人是随着人走，随着社会的风俗习惯走。生命力很强的人，他可以不随俗，他能够自觉自律，不随俗，所以不管旁人的诽笑、反对，本着自己的自觉自律来行动。革命家能够这样，普通人不革命，革命都是先知先觉。（[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13-314，陈嘉珉辑）
104. 梁漱溟语录（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艾：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啊，您说到底人的社会演变有什么目的啊？按照什么途径、什么原则发展的？您说革命者是先知先觉，他的标准、目的的了解是哪儿来的？梁：它是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我们不能够笼统地说。艾：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一个永久不变的真理…… 梁：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客观存在的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艾：您刚才说的人跟人的身体当然有区别、不同，您吃饭，我不饱，心灵您说还是……梁：好恶相喻。艾：为什么相喻？梁：相喻就是我懂得你，你懂得我，这叫相喻。艾：不过为什么？有什么原因相喻存在？就是说人性有共同的地方，大家每一个人都有的……梁：就是孟子所说的人心有“同然”。艾：不过人是演变而发展出来的，现在的人与一万年前的不同，现在的人又跟未来一万年后的人不同，可是共同的地方在哪里？共同地方的来源在哪里啊？梁：共同的都是活的东西，都是生命，有生命就有所谓好恶。离身体越近的好恶很容易不同。如你喜欢抽烟，我不喜欢抽烟，就是离身体太近，离身体太近的好恶那很难相同。个人……艾：那哪一种好恶比较相同？梁：超过身体的。艾：心理的？梁：超过身体的，超过身体的。像是刚才说的说假话。说假话是一个例子。艾：可能有一种社会是说假话不一定是坏事。梁：那个是习俗不同。我承认有那样的社会，但是那个是归在习俗上，习俗跟本心不同。习俗容易让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不一样，习俗是这样的。艾：那比如在西方，不少的人觉得根本没有本心。就是人是什么？就是由社会创造出来的，人性是社会的创造品。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觉得男女根本没有分别，事实上是有分别的，那是因为社会是由男的控制的，而结果女的从小就养成这个样子，男的养成另外一个样子，不过本心没有分别，有这么一个说法。梁：就是一个是先天的，一个是后天的。艾：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先天的分别是没有的，除了长得胖、长得矮的、长得瘦这些分别以外，当然生殖器也不同，生殖系统不同，他们说这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分别了。就是说没有本性，我也不同意，您也不同意。不过道理就是说，没有本心……现代社会迟早……就是没有标准了，理智化过程好像把所有的标准的基础啊，打破了、坏了。您说的道理跟您以前的基本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过现在西方的社会的情况，尤其是将来的情况，道德的标准、好坏的标准越来越没有了。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到现在，我们这个标准越来越少了，越来越相对化了，道德标准一相对化就等于没有了。梁：这个都是末稍，不是根本。还是孟子那个话，孟子说，人心有“同然”，圣人是先得我心的“同然”。艾：是是，道理我是了解的。不过就是现代化的社会，无论什么地方的现代化社会，什么人恐怕都有看法，就是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人性啊，男女方面的性事啊，本来十年前、十五年前我们觉得同性恋是变态的，变态性的。现在不同了，现在心理学家协会三年前宣布，我们现在说同性恋不是变态的，是正常的，也不是病，是不同，跟多数的不同。根据一个人类的性质，就是所谓的……跟天主教，他们是……这个传统，就是说大自然里边含着标准，大自然也包括人，就是说“自然法律”这个观念可以说是越来越没有了，可以说是更加没有了，什么都是被相对化了。那问题就在这里了，我的观点就是比较悲观的，您的还是乐观的。（梁：嗯，还是乐观的。）您觉得人类社会这个进步，我觉得没有纯粹的绝对的进步，某一方面的前进一步实际上是某一方面的倒一步、向后一步，没有纯粹的改善。运用理智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西欧十八世纪以来，科技方面一跃千里，不过这方面发展得很快，同时社会道德越来越不同了（梁：对。），甚至于，有人推测，我也觉得是很可怕的了……，说到男女关系，男的女的问题啊，平等是不是现代化的一种标准啊？人都要平等，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一直到现在，无论什么社会，起码在名义上都要平等，那男女还不平等吗？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女的要生孩子，男的不能生孩子。再一个方面，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究竟呢？人的胚胎啊，生啊，不是人做的，是机器做的，是国家办的工厂之类的机构做的，那怎么说呢？没有家庭，男女关系也变成一种玩法，男女关系的道德也没有了标准，没有道德的基础了，那就是一个例子了。我以前提到的……的一本书，就是《新美丽世界》啊，就是描写这么一个情况。连那些跟本能有关系的需要啊，到那种社会也是想用不自然的人造的办法来满足啊。比如好像人有对一定精神的寄托，才能好像活，过下去。到了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当然没有宗教，当然没有哲学，也当然没有比较抽象的思想。但是他们用一个代替品，代替宗教，就是《新美丽世界》里描写的，社会的带头人啊，就几个，可以说他们是为了社会的秩序，就是共同的道德标准没有了，所以他们用别的办法。行为注意得到，就是从小培养一种心理，人先天的一部分也是有它的控制的，生产人的工厂，对程序、方法也是控制的。……有一种典礼叫做……，有点奇怪的名字，就是说在形式上有点像宗教里的一种典礼啊，如果从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觉得主张利用孔子的礼乐。（梁：嗯。）他们……还是在描写未来的一种情况，就是来一种形式，……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人还是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宗教，或者起码是它的起宗教的作用的一种工具，比如别的自然的一种需要……无论如何，人总是要死，这是无可避免的。您也说社会上第一条路、第二条路都已经走好了，到了一个地步，物质生活也很好，精神生活也很好，还是有死亡和变动这两个问题。那个时候佛、佛教就会复兴起来。我说的对吗？梁：嗯，大致的意思是说佛教的根本，佛教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觉悟到人生是一种迷误，是一种糊涂（艾：是，是一种糊涂，一种迷误。），那么，糊涂在哪里呢？在哪个问题上糊涂呢？就是执着于我。艾：是。我注意到糊涂的时候啊，先把第一条路，就是物质方面的问题解决，第二条路就是人生的心理，就是心内的问题解决，是不是这样啊？梁：不是心内，是人与人的关系。艾：是，是人与人的关系。不过心里还是有作用啊。梁：第二个问题就是人与人怎么样子彼此相安共处。艾：是，就是说社会是太平、是互助的。梁：这个问题是退居第二的问题，稍微退下去，这个问题出来了。艾：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些都满足以后啊，人的关系都好的，物质问题也解决了，还是有人的死亡跟一切持续不断的变动这样的事实。那么人类面临这样的事实，还是会求到佛学方面。不过，假设社会的演变到那个地步、那个方向、那个样，还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是药（梁：吃药。），迷幻药，就是说一种毒品，可以这么说吧。我记得那本小说啊，说就是人稍微感觉到缺乏一点什么的那个时候，就吃药，好像有点喝醉的样子，也不会再想到。你过了你的关以后，你就不会再想到这个问题了。那个问题又起来的时候，就送这种药、迷幻药。还有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怕死，从小训练他们，用行为主义的办法、行动主义的办法（梁：行为主义。），让他们不怕死。人自己要死的时候，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是跟这个技术的发展而有所不同，药是一个，也用别的，反正……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14-318，陈嘉珉辑）
105. 梁漱溟语录（战争）——艾：三十多年前您写过一句话，好像是人类相处的，和平地生存，不然就根本不会生存，就会灭亡，那么现在这两条路了，除非各国各民族相处比较好，不然……梁：它就是由于现代的新的武器，杀伤力太大，毁灭性太大。由于毁灭性太大，就逼得我们不敢发动战争，不能随便打仗，打仗就要毁灭，所以么，怎么样一个和平相处，是一个现代应当讲求的道理，是这个意思。艾：近三十年来，全人类活在原子战争的笼罩下。有人预测假如原子战争发生，全球的人类都会被灭绝了。那依先生看呢，人类到底能不能生存下去，会不会遭到毁灭？梁：毁灭是不容易了，就是原子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万人几十万人百万人乃至千万人，它还是不能灭绝，不能绝。灭绝的话是谈不到，不会有，这是一面。再一面，就是这样一个毁灭性太强大的一个武器、一个力量，恐怕也不会轻易去用它。我的意思就是借用我的一种估量、估计，我的估量、我的估计好像也说过一些，就是美苏如果碰，它内部会出问题。美苏之间有战争，战争不会拖延很久，恐怕打起来之后，苏联要发动他自己本身的问题，他自己本身崩溃，美国也要出问题，我的一个看法吧。艾：内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梁：各有各的问题。苏联现在的政权它不是压抑得很厉害？它对于许多的少数民族压抑得很厉害。所以它崩溃的时候，阶级问题、民族问题都会出来了。（[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19-320，陈嘉珉辑）
106. 梁漱溟语录——艾：不过，现在中国人民有没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啊？就是大家伙确凿深信的一种是非标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啊？梁：恐怕还没有。艾：就是我讲的，西方也没有。那中国的情形……（[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23，陈嘉珉辑）
107. 梁漱溟语录（学问家，思想家）——……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啊，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才能够有中国老学问的根底。可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对于作为古书根底的文字学，我没有用过心。那么，对于中国古书也没有读过，小时候没有读中国的经书，所以讲到学问的话，我的中国学问很差、很缺少。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近代的科学，外国学问，我的外文又不行，也不能够，所以科学也就不行了。科学主要的还是自然科学，那么在自然科学上我在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点，学得很粗浅。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这两面说下来，就是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那么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跟学问家不同，学问家他知道的东西多，他吸收的东西多，那么在吸收、多知道、多看，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去吸收。可是在一个思想家来说，他不同于学问家的，就是虽然他也要多知道些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个知识，他也没法成为思想家，但是呢，他的创造多于吸收，跟学问家不同。那么，所以我承认我自己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那么我的这个思想呢，也受到启发，启发我的是佛教，是佛学。我想说的话，就是这么一段，思想家不是学问家，在思想上给我很好的启发的是佛学。（[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23，陈嘉珉辑）
108. 梁漱溟语录（效率，教育的力量）——艾：……另外一个定义是比较抽象的，就是理智化的程度，就是一个社会里一切的组织或各种事物、过程，都是以效率为价值判断的准绳。那么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越来越不是一个准则，因为唯一的准则就是效率。那也是现代化的一种定义。还有一种，是跟经济成长有关系，就是和国民生产总和有关的，不过，这个是比较难讨论的，因为这是经济学方面的。我以前跟您讨论过的，我自己觉得，我的观点、立场比您的悲观一点，我自己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逐渐失去人性的一种过程。梁：现代化是什么？艾：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梁：噢哟！艾：（笑）我们昨天前天谈到一些道理，第一，道德因为都是相对化的，所有无论什么社会的道德啊，都与别的社会不同，没有绝对的道德了。那没有绝对的道德么，那是等于没有道德了，因为是相对化了。所以这三百年来在西洋啊，这个道德的准则，越来越没有的，唯一的准则、唯一的就是效率。或者以个人的生活来说呢，身体所发出来的要求，那是我们人类，无论什么社会共有的要求，别的道德方面的，不是共同有的标准，那就越来越没有了。当然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中国政教常常是合一的，佛教包括……。看最近欧美、日本的社会也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他们讲现代化的目的还要继续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不带一个弊，所有现代化的物质生活的方便、高效率，控制、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带来一些弊，笼统地说是道德上的损失。具体的来说吧，拿家庭来说，西洋的家庭组织啊，好像观念越来越淡啊，越来越……，假如说亲情关系是道德关系的一种，那这种关系就越来越淡了。而唯一的关系就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跟国家，个人跟政府，那这种过程呢，不限于在欧美，连在日本也看得出来。日本的固有文化的许多部分也是已经被淘汰了，甚至于快要……比如，日本传统的戏叫做“能”，有还是有，还存在，不过那是因为国家要保护它，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个东西，不是活的。所以虽然许多东西表面上还存在，不过已经是放在博物馆里面看的。那中国发展的路程好像不同，因为它历史上独特的地方，是历史这么悠久，文化一直四千多年，那是只有中国有这种情况啊。我悲观的就是，中国跟着别的国家走，久而久之，总有一个时候要付出现代化的代价。不知道您对我这些话有什么反应？梁：如你所知道的，我是比较乐观。我觉得变化不会很大。如果说是变化，或者说是破坏，早已开始破坏了，早已变化了，从清朝末年已经变化了。在毛主席建国以后的北京，都更加变化。举一个例说，从前都是老中国，喜欢大家庭，保持大家庭，如果祖父在，儿孙都不能分家各自过。如果各自过，那是很遭到大家诽笑的，这样子好像很缺乏礼仪吧。可是现在统统分了，现在都变成小家庭了，没有大家庭了，都是各自过日子，都是分家。从前呢，分家包含分财产，现在新的中国财产的重要性降得很低很低了，谁也没有很大的家财，可是谁也都能够有工资，特别是妇女从前自愿在家庭里头，现在女同志也能够参加社会，能够出来做工，自己有收入，这个变化就很大。艾：那么这个过程推论到未来，那就不会有家庭了，甚至于昨天讲的这孩子也不是父母生的，是用一种技术在工厂样子的一个地方生的。到那个地步，那当然现在还不可能了，按照逻辑来推论啊，即使个人……换一个说法，现在在欧美，我想苏联、东欧我也还不大清楚，就是现代化以后的社会，人唯一的尊敬的规则，就是法律的规则，现在是讲法律的社会，讲个人权利，那人就是专门为了个人的自私的利益而行动，讲到结果整个一个社会分裂了，没有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伦理。我自己的看法，我这本书里也是这么写，您乡村建设的计划，连毛主席原来抗战的时候、延安的那个时代所用的计划吧，以后还有，就是说也有保存道德的那部分，也有现代化。就是说两者同时，就是“利”要，而“弊”要避免掉，坏的要避免，别的地方的现代化的恶果要避免的，利益还是好处呢，还是要。就是说，我自己觉得这个矛盾啊，不能两者兼得。您的看法，您当年的计划，毛主席自己的，也可以说是两者兼得了，要避免欧美现代化的恶果，而要欧美现代化的好处，现在呢，您觉得还可能吧，还可以两者兼得，就是避免坏处而得到好处啊？梁：我想，相对地说是可能的。中国假定能够说有民族性、民族精神，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尽管说，他已经变化很大，或者是破坏很大，但是还是有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气味。艾：假如说，只有一个标准——效率，所有的社会的一切都是为效率而组织的，那么无论什么社会，美国的社会，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会越来越一样。因为这个是客观的标准啊，精神是主观的东西，气概是主观的。100年前的东京，跟100年前的纽约很不同，现在的东京和现在的纽约很相同，那您觉得中国人还是能保存原来有的精神，那是乐观的。梁：刚才我说过的话，如果说是有许多中国的礼俗、风俗已经破坏，那是早已经破坏了，拿民国初年跟清末比，已经都变化了，现在更变化了，更破坏了。可是尽管破坏，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艾：这个风俗习惯、气味啊，怎么能保存呢？梁：这样子说，讲不能保存是早已不保存了，并不是今天。可是讲到保存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也还是在保存中。艾：直到今天不错啊，不过明天呢？100年后呢？这很难说。您和毛主席有一个共同之处，对大城市，西洋化的大城市，比如说上海都有反感吧。可不可以这么说啊？梁：也不能笼统地那样说。上海的许多风俗习惯，不好的风俗习惯，而不能说整个上海的风俗习惯都是不好的，话不能这么说。艾：我的意思就是上海的特点是当年，就是30年代，是最西洋化的地方了，可不可以这么说啊？梁：它这是商业化吧。艾：西洋化、商业化，其实这两个词很接近了。梁：对。艾：因为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商业化这个过程，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唯一的关系就是经济关系，不是伦理的关系，换句话说法律的关系越强，而伦理、感情的关系越淡。所以3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最西洋化的、最商业化的中国的地方，对不对呀，这个样子？（梁：可以这样说。）那我知道啊，虽然当年您和毛主席没有很明确地说上海不好，不过起码我们西洋人都公认毛主席有这种反感。我们研究您的思想，也有这种观念。就是说这方面您跟他对西洋化和商业化有共同的地方，你们俩都是很乐观的，可以说是都觉得可以有西洋化、商业化的好处，而同时避免带来的坏处，坏处就是阶级化，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别是很明显的。中国的传统社会，就是乡下社会，阶级是有的，不过不是这么很明显的，比较模糊的，很难……，尤其是这个亲戚关系啊，到底一家人是包括多少人，包括什么人，这一点是模糊的。不过在大城市是不同的，这一点是明确的。梁：我要补一句话。（艾：好。）因为中国太大，就我所了解的，全国各地方的风俗习惯很不相同。就说一个问题吧，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预备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地主跟农民这样一个问题，在全国来说，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地主跟农民是两个阶级，好像是地主是贵族、贵人，农民是一种苦力。可有的地方完全不同，因为我熟悉的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我所工作的山东邹平县，再一个就是我也熟悉的定县，就是晏阳初在那儿做的。有一位美国留学的朋友，叫李景汉，（艾：是是。）他在定县做社会调查的工作。在邹平这方面呢，如果我们提出来佃户、佃农这个名词，邹平人他都不大懂，不习惯。为什么？因为邹平县里的农民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少量的土地，他替旁人、土地多的人耕种，土地多的人就是地主了，地主给他分多少地，请他耕种，关系很平等，不是两个阶级，所以他们没有用佃户这个名词，在邹平这个地方没有。而在定县这个地方，佃户把地主的土地耕种了，耕种之后嘛，他跟地主分，把收获的几成分，有对半分的，也有六四分的。那么总而言之，到收成的时候给地主交去了，交去的时候，地主要请客，地主要请替他种地的农民坐下来吃酒，地主还要给他敬酒。这个简直在旁的地方都不知道，哪里有这个事情呢？所以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它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很不同，我知道的一个邹平，一个定县是如此。可有的地方就不同，我也是听说的，没有亲自看到，比如说有个地方也是在山东，叫诸城，诸城这个地方向来出大官。中国后来一个有名的书法家，叫刘石庵，他就是诸城那个刘家，世代是大官。他那里的佃户对地主那简直就是主奴的关系了。所以我总体来说，中国地方太大，各地方风俗习惯不大相同，不可一概而论。艾：对对。那您不认为现代化会使人的善良性逐渐地消失了，就是使人与人的关系冷酷无情起来了，也不觉得人的欲望横流，道德破产了，就是现代化也不一定会带来这一过程？梁：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是带来，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了，（艾：是啊。）带来很久了。可是尽管受到一定破坏，但是还是有没有破坏的地方。就是这些点将来有变动，也不一定就叫做破坏。艾：那人类的生活的机械化，就是说当然方便的地方以外，农业机械化，技术机械化，我说的是人好像变成半个机械或者活得畸形的样子，这个算不算现代化的一个危险？梁：危机。艾：哦，您还承认？梁：当然我承认。艾：那么最好的避免办法是什么？避免这个恶果的办法是什么？梁：或者是国家从教育方面来注意。而所谓教育不一定是学校教育，当然学校也包含在我说的教育里头。比如在小学校里头，对小学生，要他们怎么样子有礼貌啦，怎么样子帮助人啦，怎么样子互相爱护啦……艾：您觉得教育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梁：那当然。特别在小学里头，教育是很有用。艾：那假如有一个人，从小就觉得我的生活、我的一切就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团体，无论什么团体，就是以我个人的利益，你怎么说服他为了团体而……梁：办法不在说服……艾：那用什么办法？梁：办法不是在说服，办法还是在养成。（[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27-332，陈嘉珉辑）
109. 梁漱溟语录（我是一个佛教徒）——艾：噢。那假定您是这么做的，在那里散散步，回想过去的一切，您会有什么感想啊？梁：也没有什么。我要说的一句话，你了解我，我是一个佛教徒，佛教徒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什么都没有什么。再说到我自己，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也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觉得不要喝茶好，给我白开水的好。我吃饮食，我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不注意滋味、口味。生活里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平平淡淡最好。所以你问我有什么感想，我没有什么。艾：好。梁：再补一句话，因为这样子非常平淡，也许跟自己的寿命有关系。艾：梁先生从十几岁是这个样子，还是……梁：当然不是。艾：那什么时候到了那个地步，到了超脱一切的程度？梁：到了晚年吧，到了晚年才能够这样子平淡，虽然有些其他习惯是早有的，比如素食，不吃任何的动物有70年了。艾：对，这是很久的习惯了。梁：在心情方面能够平静、平淡，这是越到后来越能够这样。艾：我这本书把您当作中国现代、中国近代，起码是20世纪的，最标准的、最有代表性的儒家，那您刚才告诉我您一直还是佛教徒。当然我知道《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写道，我虽然现在可以说是不主张佛教，而主张儒家，我自己现在也算是儒家了，不过您说还有这样“执”，手字旁那个“执”。 梁：我执、法执。艾：对，就是说除非把这两执，……我忘了您用的什么字。梁：它叫破，破二执。艾：不破二执，还是不到真理。我知道您还是佛教徒。不过您生平都是很标准的儒家那种传统，就是因为这样，我就这么用。其实这书名也并不是这个意思，英文好像好听，比较引人注意，我才用了。梁：我觉得这个书名还好。什么叫好呢？就是比较还合适。说我是儒家比说我是佛教徒还合适，因为让大家了解起见比较合适。艾：您刚说的，到了晚年才到了非常高的超脱一切的那种状态、那种领域啊，那是不是到了晚年您对佛教的感情也增加了一些？梁：一直一样。 艾：完全一样，一点改变没有啊？梁：没有。我自认为是佛教徒，不过就社会上多数人、一般人来说， 不如像你说的是一个儒家之徒好。我愿意接受你这个。艾：也有一个可能是很深的、很大的一个错误。当然，没有机会和您见面，也没有机会当面了解您的心理到了什么程度，从您的书面的东西和您在香港、在台湾的朋友或者是认识过您的人的资料中，我觉得心理的解释是这样的，辛亥革命以后，您就发生了两次自杀，精神危机，我就把这个时期当作您的终生的转捩点。梁：转捩。艾：就是说经过了那个时期以后，您的方向，您的一切可以说是已经定下来。梁：渐渐地稳定了。艾：现在的眼光来看，您觉得当年的那个时期是怎么样的？梁：很不同了，现在跟当年。那个时候才十几岁、二十岁。艾：就是那个年龄，不要说中国人，每个社会的人，他们最基本的，我们英文说Identity，翻译成中文就是“他们自认是谁”，他们自认他们是什么样人，是到了那个年龄才有的，所以我把您那个时期精神的危机叫做Identity Crisis。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年纪很大了，跟您差不多，本来在哈佛大学教书，用心理分析学的办法来研究历史人物，写了一部关于甘地的书，一部关于德国中古时代Luther的书。梁：卢梭？艾：卢梭（应指马丁·路德——整理者）。反正我是用了他的办法的一部分来研究您自己的。就是说他觉得人的一生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Identity Crisis，常常是十几岁，快二十岁。梁：就是那个时候。艾：我看书面的资料，没看别的，是很重要，不过是书面资料，不是活的东西，您觉得我这个分析方法，您觉得怎么样？梁：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补充一句话，那个时候，就是在十几20岁想自杀的时候，好像自己厌弃自己，并且还有一种知识不够。什么知识不够？以为是自杀了就完了。后来明白自杀并不能完，并不是死了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自杀是一种无效的，是错误的、糊涂的。后来才明白，当时不明白这个意思。当时只是有一种自己厌弃自己的味道、意思。艾：其实我看了您关于这个时候的一切的著作，就是一切所写的，其实有好多不同的，您刚才说的自己厌弃自己是一种了，一种呢，就是说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标准太高，您自己也还是好像爬不上，就是说虽然觉得别人不好，不是合乎您的标准了，可是您自己也发现不如，自己也跟自己打架（梁：对。），那还有别的。反正我有两个问题，假如您不想回答就不回答了。我觉得是非常不好问的……梁：可以。艾：第一，您说的那两次自杀，您到底是怎么样地自杀，是投河自杀，还是打枪啊……梁：就是想投河。艾：投河。有一次在南京，您书面是这么说的，那第二次也是在南京还是在别的地方啊？梁：第一次是在北京吧。艾：第一次是在北京，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比较不好问的，我觉得您关于那个时期的说明，有很多，不同的，也不是自相矛盾的，都很合理的。现在看我觉得很合理的。不过，您一直没有提到您父亲，就是说辛亥革命，已经与父亲有冲突了，用西方人心理分析的方法，在中国的社会啊，这种好像跟父亲有冲突的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梁：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冲突不大。我书里都讲到了，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参加革命，参加革命是要推翻清朝，父亲是在清朝做官。父亲知道了，并没有好像发怒啊这个样子责备我（艾：是。），没有那样子；他就是说，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头，不好这样做，可是他也没有怎么样干涉我。艾：是。不过，就是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啊，不，辛亥革命还没有成功，他已经对什么代议会这种机构怀疑是不行的……梁：他不是怀疑这个机构不行，他是原来一直寄很大的希望于国会。但是，国会开会，特别是众议院，有参议院、众议院，参议院正副议长很快选出来了，众议院开会一个月之久，议长不能产生。就是一个议员就是捣乱，一个月之久产生不出来议长。他失望，他以为国会好像是全国优秀的人物相聚一堂的，但是他看国会自己总捣乱、打架、彼此相骂啊，他就很失望。（[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36-339，陈嘉珉辑）
110. 梁培宽语录——此次长谈时，先父已87岁高龄，可算时届垂暮之年了，可他不仅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而且话里话外不时流露出平和而乐观的心态，毫无老年人易见的感伤、消沉的影子。例如谈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多少时，他承认旧习俗多遭破坏，可他说“但不能说一扫而光啊！”“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因此他对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至于说到世界的未来、说到人类的前途，他说：“我是比较乐观的。”那为什么如此乐观呢？这自然与他自有其坚信不移的理念有关，而这一理念又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所提出的。他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的问题。三者先后各成为人生的主要问题，而一旦求得其基本解决之后，人类生活的主要问题便势必由前一个转为下一个了。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自上世纪20年代中叶即提出“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主张，至今不移不摇，那么，他为什么自认为“我好像是个乐天派”就不难理解了。不仅如此，他对自身种种经历遭遇，如“文革”受冲击、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围攻等，当艾恺教授问起他时，他承认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而当谈起先父也曾遭遇过苦难有类似于王阳明先生所经历的“千灾百难”时，如1939年出入敌占区时，他说那“差得多”。可问起他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却说都“差不多”；如说有什么差别，就是“有时忙，有时比较清闲”罢了。甚至在谈及生死时，他承认，人都是“不愿意死的，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就好了。至于一生的成败得失，如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奔走国共和谈中的挫折、失误等，在先父的心里反有尽责尽力一念，成败似是在所不计的。（[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P342-343，陈嘉珉辑）
【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自述：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