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恶化的现象。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或以讹传讹。事实上，我国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系统问题诸如废气、废水、废物等污染与水土严重流失以及大范围酸雨等环境问题，主要是近百年间、尤其是工业化以来的事件。在历史时期，我国的环境系统包括气候环境、水环境、植被环境、土壤环境等方面，直至清末以前，并没有出现完全恶化的状况，更没有出现整体恶化的状况。中国古代史上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部分地区或个别环境要素方面出现了暂时的局部恶化或退化的现象，但整体上仍在正常的范围内变化或波动；气候环境的总体状况及其变化也大致如此。

　　在现有大量的气候史研究中，因为冰川、冻土、积雪、河流、湖泊与湿地对于气候变化非常敏感，人们主要根据冰芯、冻土、积雪、树轮、湖泊沉积、历史文献等气候代用资料来揭示当时的气候状况及其变迁。这类研究表明，从我国历史气候的变化与现代的气候状况比较而言，不论是从气候的降雨量、分布地区还是温湿度的变化以及气候灾害的类别、范围、频率与程度等方面来看，我国的气候环境状况及其变迁，仍基本维持在正常的幅度内变化或波动。或者说，古今中国虽极端气候事件多发，但天气气候仍属正常，灾情不算很多也不算大。

　　首先，从年均降雨量看，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在距今9000—3000年的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距今7000—6000年)的年降雨量，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样为1500～1800毫米，而当时广大的北方地区的年降雨量也仅较现今同一地区多100～200毫米[2](P72)。不过，温暖期的降雨量大，其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蒸发量也大。至于非温暖期的鼎盛期如气候正常期与寒冷期等，其平均年降雨量则完全与现代同一地区的年降雨量相差不大。一般而言，气候温暖期相对湿润，年均降雨较多且量大；气候寒冷期相对干燥，年均降雨较少且量小。据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的年均降雨量大多相对稳定。具体而言，中国东部过去5000年年均降雨量的变化总体趋势是：东汉末年以前至南宋末年以后，气候大多稳定在降雨丰沛与湿润的正常状态；而在东汉末年至南宋末年期间，降雨量的波幅较快，变化较大，但仍接近正常年份。

　　其次，从气候的温度方面看，自竺可桢于1972年初步建立过去5000年中国温度变化图以来，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不同分辨率的温度变化序列常有问世。按现代气候的平均温度标准，据竺氏研究[6]，冰后期中1万年至5000年前的气候变化过程大致是：自1万年前至9000年左右，是大理亚冰期气候向现代气候逐步过渡、气温不断升高回暖的时期；大约至8000年前后，气温大致升高停留在历史上较为温暖的温度线上，其年平均温度大致高于现在2℃ 左右；直至距今3000年前后，其年平均气温大致一直维持在这一温暖时期的水平线上下。不同冷暖时期年平均温度摆动范围为1℃～2℃。同时，有人对中国东部过去2000年冬半年温度距平变化序列的分析结果显示：在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上，中国东部过去2000年共历经了4个暖期和3个冷期。其中，在暖期的年温度距平波幅在0.5℃以～0.9℃之间；在冷期的年温度距平波幅在-1.1℃以内。以30年时段的冬半年温度计，过去2000年中与1951～1980 年温暖程度相当的时段有9个；较1951～1980年温暖或稍暖的时段有23个[2](P75)。

　　再次，从气候灾害方面看，数千年来，我国气候灾害的类别、范围、频率与程度等，也基本上是维持在正常的幅度内变化或波动。据陈高庸等主编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统计，自秦汉至清末，共有各类气候灾害1000次。其中，水灾363次，旱灾351次，另有风、雪、霜、雹、蝗灾等其他气候灾害 286次，年均约有气候灾害0.47次，水旱灾害0.33次。但据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统计，自秦汉至清末，共有各类气候灾害3759次。其中，水灾 1013次，旱灾1022次，另有风、雪、霜、雹、蝗灾等其他气候灾害1724次，年均约有气候灾害1.76次，水旱灾害0.95次。尽管上述两者之间的统计有较大差别。但很明显，后者的统计相对较细较全。1900年以来，由于信息业日益发达，对气候灾害的了解与记录大量增加。不过，与清代以前相比较，大区域性与全流域性的气候灾害发生率却并没有明显的增多。据统计，在20世纪的100年中，全流域性的水灾只有16次，大区域性的旱灾只有46次，其他较大规模的风、雪、雹、霜、寒潮、蝗灾、沙尘暴等严重的气候灾害有300余次。年均约有气候灾害4次，水旱灾害0.62次。不过，从气候灾情来看，干旱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灾害，特别是北方地区出现了四季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干旱，华南地区冬春连旱及西南部分地区的秋旱也较为明显，而且自1970年、尤其是 1990年以来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在主汛期，除长江部分江段有时超过保证水位外，大江大河水势基本平稳，近50年来并未发生流域性的洪涝灾害。登陆台风个数及所造成的损失也接近常年水平。除春季沙尘天气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造成的损失偏重外，其它灾害程度均与历史上的一般年份相当。

　　至于人类活动中向大气排放大量的有害物质以致造成空气污染以及大面积的酸雨等与气候相关的环境灾害，则完全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更是与清朝以前的气候环境无关。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史学研究应更多地关注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历史研究只有面对现实问题，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理论研究成果，其成果才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近些年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人们在深入思考当今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同时，试图通过对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来探寻环境变迁的状况及其特点，这样不仅可以拓宽我们探索中国历史变化原因的范围，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复原”出真实的历史和人类走过的真实的足迹，进而服务于现代社会与经济建设的现实，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保护环境和进行环境教育方面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为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环境恶化的确已很严重了，当然有人会说:凡是工业起步阶段都免不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是事实,不可否认!想当初,欧洲的工业革命对环境也造成过破坏和污染,后经过不断的治理,最终让水变绿,天变蓝了.成效最显著的就是英国的伦敦,现在已摘掉了雾都的帽子。

　　我们是不是在步欧洲工业革命的后尘,我说是，但太不应该,为什么说,因为,欧洲的工业革命之初,人们还没有环境保护的意识和概念,而今天欧洲的工业革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那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不可取的,更何况,我们的环保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环境保护民间参与的力量太薄弱,民众参与

　　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

　　自然世界，是需要“敬畏”的。敬畏不等于怯懦。其本质是人类对自己有限性的清醒认知。只有心存敬畏，人类才能逐步实现对无限世界的追求。这就像人一样，你不尊重对方，对方也不会尊重你；大自然也是这样，人类不尊重自然，大自然也不会尊重人类。这是自然规律。很简单，大自然的报复就是自然灾害，也是这个我们赖以为生的地球母亲对随意亵渎她的最直接抗议。所以，凡人有敬畏之心，就自然会减少虚骄之气、浮躁之气，杜绝狂妄之气和昏暴之气。如果，人们心中对慷慨赠予人类土地、空气、水、食物和万物的大自然完全无所畏惧，这个世界不知将会糟蹋成什么样子。那些一意孤行抱着“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而造成人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罪错早已失去了科学解释的合理依据。因此，我们人类在经济发展中应尽可能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自然毫无道理的轻蔑。何况，一个以马列意识形态为行动指南的政党怎么可能站在长江下游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真正考证三峡工程的利弊呢？

　　例如水坝实力很强的美国，其论证方式与天朝恰恰相反，人家是要把反面的可能一一证倒了，才可能会心里有底地批准工程上马。但在中国这天灾也可以是人为的。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比如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一个寿命有限的水泥大坝，永远地葬送了一大片花再多金钱也换不回来的三峡自然资源和美丽的青山绿水！

　　我不懂地质学，但有一种固执的坚信挥之不去，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或许会有敢于发声也能够拿出足够科学依据的良心地质专家或与此相关的专业人士勇敢地站出来用无可辩驳的科学理据来揭示、解释这大坝和地震之间必然产生的因果关系。

　　我想，地下水的渗透和岩层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也许就像我们人体的血脉一样，如果人为地阻断血管、生硬地挤迫血液的流畅，人体就会生出莫名其妙的疾病来。自然界的江河湖泊也像大地纵横交错的血液一样，是不可贸然破坏和篡改它原本流畅的结构、原本舒畅的流速和本来就有的血型的。否则，大自然的报复就不可避免。有的学者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人类遭遇的自然天灾往往源于大自然深藏不露的‘禅功’。与自然‘硬功’相比，自然‘禅功’更具延时性、恢宏性、隐蔽性和致命性”。

　　如果说，汶川和玉树的地震仍然无法促醒中共决策层反思三峡大坝的危害，那么，如果再有一次更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大坝的地震或是水灾、旱灾之类，我不知道外交部发言人将如何解释？但可以料到的是，当灾难再次降临三峡周边地带的时候，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会保持“莫谈国事”的传统而集体沉默。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地的一个普通庶民，我只能祈祷灾难不再集中地降临在三峡大坝周边的无辜人民身上。虽然我不希望看到如我担心的情况，但我总觉得现在发生的一切诡异灾情并非真如我希望的那样。如果未来的科学事实证明三峡大坝真是如我揣测的那样确实是诱发周边地带灾难的祸首，那么，三峡工程在子孙后代的眼中就是一个世纪之交的政治经济丑闻。

　　不管怎样，但愿我们人类有限的头脑始终对神奇的大自然保持必要的敬畏，为此，让我们现在就那片雪域高原和为此无辜遭到大自然报复的子民低下敬畏而虔诚的头来，最后，祈愿冥冥中的苍天垂怜咱们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