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动力、市场边界确定及信息不对称市场均衡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亚当·斯密认为，在自由竞争下，自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本文认为利他才是推进经济长期发展的真正市场动力。另外，本文提出确定市场边界的基本原则应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并由此得出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包括：一是要做好产权界定工作；二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三是要维护好市场秩序；四是要调控好宏观经济；五是要提供好公共产品；六是要大力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同时，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长期内，信息不对称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
关键词： 市场动力 市场边界 信息不对称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 1964年10月25日生，中共党员，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专业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双学位；先后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学术文章300多篇，出版专著5本；现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涉及经济理论、中国发展、三农问题等方面。
通讯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邮政编码：730070
亚当·斯密认为，在自由竞争下，自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本文认为利他才是推进经济长期发展的真正市场动力。另外，本文提出确定市场边界的基本原则应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等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并由此得出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包括：一是要做好产权界定工作；二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 三是要维护好市场秩序；四是要调控好宏观经济；五是要提供好公共产品；六是要大力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同时，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长期内，信息不对称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
一、利他才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真正市场动力
亚当·斯密认为，利己或自私是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他认为，在市场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利己或自私的人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必然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并尽可能降低价格，最终导致公共福利增加。其实，利他或者道德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市场动力，而利己或自私对经济增长的破坏力远大于建设力。实际存在的事实应是，在自私的基础上，经济只会达到局部均衡或短期均衡，但在利他的基础上，经济才有可能最终达到全局均衡或长期均衡。
这里我们假设前提条件是自由竞争，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自私或利他两种情况下的经济均衡水平。
首先，从生产过程看，假设自私的人和利他的人同时生产。自私的人确实有可能出于利己的需要，会尽可能提高产品质量。但问题是，对于利他的人而言，他也会尽可能提高产品质量。而且利他的人对提高产品质量更具有自觉的特点，更具个人内在主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利他的人必然要比自私的人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可靠和更有保证，对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也必然更大。
其次，从销售过程看，假设自私的人和利他的人也同时进行销售。自私的人必然会根据市场需求曲线的特点来定价，其最终目的是追求个人销售收入的最大化。但自私的人所导致的个人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必然会对消费者利益造成一定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整体角度看，最终导致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必然是低水平的。但对于利他者而言，他必然要公平制定价格，他追求的也必然是合理利润，而不会只考虑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必然是高水平的。
再次，从企业管理过程看，假设同时管理自私和利他两类人。自私的人显然需要管理层加强监督，需要制定防止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和各种败德行为的制度，其管理成本必然高。但对于利他者而言，由于自觉性高，必然对其监督成本就很低，甚至有时都不需要监督。同时，对于利他者而言，也没有必要化巨大成本来制定繁琐的各种规章制度。
第四，从信息披露过程看，自私的人也和利他的人不一样。自私的人必然会出于利己的需要，对披露的信息必然是不充分的。比如，一些厂家就可能会有意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误导消费者。但对于利他者而言，他会尽可能充分披露信息，这有利于提高市场均衡水平。
第五，从经济外部性看，自私的人其经济行为必然会更少考虑外部性影响。比如对待污染，自私的人就会只顾考虑自家的经济收益，不考虑社会收益。但利他的人就不一样，其经济行为必然会考虑更多社会的影响。最终，若将外部性考虑进来，经济均衡的水平也必然是利他的情况要高于自私的情况。
第六，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会若自私的人多，社会必然就机会主义泛滥，坑蒙拐骗也会盛行，社会交易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必然就高。但若社会利他的人多，社会风气自然就好，人们也就不用去化很多时间和精力去防范机会主义等各种情况，社会也就用不了很多警察来维持秩序。
第七，从财富积累效果看，若社会自私的人多，出于人性的贪婪，必然会更容易导致一部分人财富暴涨，最终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让生产和分配结构不均衡，最终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但若利他的人多，则每个人追求的利润必然是合理的，社会也就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出现一部分人有很多财富积累，但出于利他的考虑，这部分人也会将自身所有的财富合理贡献社会，让社会分享。
第八，从环境保护看，社会自私的人多，环境保护压力必然就很大；而若利他的人多，则环境保护压力就不会很大。而保护好环境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社会经济均衡水平的重要基础。
第九，从消费过程看，自私容易导致享乐主义泛滥。而享乐主义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享乐主义会催生腐败政治。享乐主义的高涨往往预示着政治的衰败。丹尼尔·贝尔说：“各种文明的兴衰史上都出现过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崩溃之前，社会总要经历一个标志着衰落的特定阶段，……这些递变的顺序是从朴素到奢侈，从禁欲到享乐。……享乐主义的生活缺乏意志和刚毅精神。更重要的是，大家争相奢侈，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享乐主义也是经济增长的大敌。因为享乐主义会让人失去向上的动力，这不利于社会人才队伍的建设，不利于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而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另外，消费的无限扩展，也不利于资源合理开发，最终不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利他则容易让人节俭，而重视节俭必然有利于资源持久开发利用，最终必然有利于社会经济更稳定和更可持续发展。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利他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市场动力。社会只有在利他的情况下，才可能达到经济的长期均衡和整体均衡。而自私或利己，应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天敌才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包括各种制度的改进，本质应是对抗人的自私的结果，而非自私是原因和动力。假若人类没有自私这个天敌，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更健康，更和谐。
由于利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市场动力，所以，我们要促进社会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必须要大力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必须要大力建设社会精神文明。
二、市场边界的确定原则及政府应具有的职能
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必须要确定市场的有效边界。超出市场的有效边界，就需要政府等部门发挥有效作用。
如何确定市场的有效边界，笔者认为，确定市场边界的基本原则应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等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
罗纳德·科斯在探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企业替代了市场。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
这里所谓交易费用，主要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洽谈交易、订立合同、执行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构成。
我们可以将科斯界定企业与市场边界的思路推展到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上，但必须要用新的成本范畴。
很明显，科斯在界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其所考虑的交易费用主要是单个微观企业所发生的经济费用或经济成本，没有考虑外部性所导致的的各种社会成本问题。但若要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则其成本就需要考虑外部性问题，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社会成本问题。社会成本不仅包括经济成本，而且包括各种市场行为的外部性所导致的成本，如污染成本等。
若考虑社会成本，则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确定原则应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则资源配置应由政府决定。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小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则资源配置应由市场决定。
在确定了市场边界后，政府应具有什么职能，不同学派有不同观点。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者相信政府的存在注定会侵犯到个人自由，最好的社会是不要政府。
小政府主义者有时候也称为最小中央集权或最小政府者，则主张在自由社会里，政府的大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最小化：只要有能力保护每个人的自由、防范侵犯自由的行为即可，以此最大化每个人的自由。比如罗伯特·诺齐克在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里定义了最小政府的角色：我们对于国家的结论便是最小化的政府，限制在提供保护以制止暴力的最小功能上，如偷窃、诈欺，并且监督人们互相订定之契约的制行等，这些都是正当的；但若再进一步的扩张国家，便会侵犯到个人的权利，这便是不正当的；最小化的国家便是以这些作为原则。两件重要的意义为，政府不可以动用强制的手段逼迫某些市民去援助其它市民，或是为了政府自身的利益以及进行保护服务而去禁止人们的行动。
亚当·斯密在《原富》（又名《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政府应以守夜为天职。根据他的论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项：1.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2.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负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3.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当然，为了维持政府的尊严，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花费。
凯恩斯主张全面扩大政府职能，反对自由放任。而凯恩斯所说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
集权主义者则认为政府无所不能，政府的职能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政府可以包办一切。
笔者认为，按照社会成本原则，在确定了市场的边界后，政府的职能应主要体现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要做好产权界定工作。科斯认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是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现实世界，不可能交易成本为零，所以科斯第二定理认为，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必须要进行有效界定。
问题是产权如何界定才更为合理，笔者认为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清晰性。所谓清晰性，就是产权归属谁，必须要清楚明晰，不能存在模糊性，越模糊，越不利于提高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越有可能产生共有地悲剧。二是公平性。所谓公平性，就是产权的最初界定必须要满足公平原则。因为若不满足公平原则，人们首先会为争取产权的公平而斗争，而不是考虑市场交易问题，最终也就谈不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这里又牵出一个问题，产权如何界定才满足公平原则？笔者认为，理想的产权公平界定上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财产是属于自然的恩赐，没有打上任何人工的痕迹。对于这样的财产，其权利应属全人类共同所有，任何人都没有独占的理由，其公平的界定原则应是全人类平均分享。比如一些天然资源，如石油、煤炭等。这里全人类平均分享，既包括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的平均分享，也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均分享。可持续发展就体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分享天然资源的原则。第二种情况，财产是个人劳动的结果。对于这样的财产，其产权界定的公平原则应是按劳分配。谁的劳动贡献大，谁就有更多占有的权利。但是，按劳分配本质也是有缺陷的，因为按劳分配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差别，如遗传等因素以及意外因素等所导致的差别等。比如同样的劳动努力，而身体好的人自然会比身体不好的人有更好的报酬，再比如，同样的劳动努力，遭受意外打击的人与没有遭受意外打击的人就不一样。而这种由天然差别所导致的分配差别本质是不合理的，因为天然差别不属于个人努力的范畴。所以，对于由天然差别所导致的分配差别，国家需通过社会保障原则来弥补其缺陷，这样就更符合公平原则。比如，对残疾人以及受到意外事故而导致巨大损失的人，实行有效社会救助制度等，就是社会保障原则的具体体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这里探讨的是理想的产权公平界定情况，由于现实并不符合理想情况，所以，现实的产权界定总是要受各种因素影响，包括强权因素等，所以，现实的产权界定结果实际更多是不公平，而不是公平。
二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所谓市场体系就是各种市场构成的有机体系。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健全的市场体系。但市场体系的完善，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有效实现的，必须要借助于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在完善市场体系方面，不仅要完善各种一般商品市场体系，而且要完善各种要素市场体系。
三是要维护好市场秩序。市场秩序是市场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决定作用的前提条件。市场没有秩序，市场交易就是坑蒙拐骗，市场经济就是假冒伪劣。而市场秩序本质属于公共产品，靠市场自身也很难有效提供，客观更多需要政府来提供，这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而维护市场秩序，最重要是要抓好诚信建设和公平建设。诚信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灵魂，公平是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根基。目前，我国市场秩序建设亟需政府发挥积极有效作用。
四是要调控好宏观经济。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决定作用时，难免会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在微观经济方面，可以更多由市场来调节，但在宏观经济方面，政府必须要有更多介入。目前，政府如何做好宏观经济调控工作，我们既要克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局限性，也应努力克服凯恩斯短期经济学的局限性，应建立一种长期经济学的调控思路。所谓长期经济学，就是应注重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同时适度发展虚拟经济，要更加注重节俭环保原则，不应过度刺激需求，要运用综合手段调控经济，而不仅仅是利用经济手段来调控经济。
五是要提供好公共产品。所谓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一些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比如，国防保护了所有公民，其费用以及每一公民从中获得的好处不会因为多生一个小孩或出国一个人而发生变化。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不让他们享受这一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例如，消除空气中的污染是一项能为人们带来好处的服务，它使所有人能够生活在新鲜的空气中，要让某些人不能享受到新鲜空气的好处是不可能的。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特点决定了其产品只能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更为合理。
六是要大力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关于什么是第三部门，有不同观点，笔者这里不想具体分析有关第三部门概念的讨论。这里笔者所界定的第三部门范畴，主要是指除市场和政府以外的组织部门，也就是说第三部门既是非市场营利组织，也是非政府组织。市场有市场的有效范围和边界，政府有政府的有效范围和边界，二者都有失灵的情况。在市场和政府都失灵的范围，则需要另外的组织来完成拯救失灵的任务，这个组织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第三部门。另外，第三部门边界的确定原则也应是社会成本相等原则，也就是说在市场、政府、第三部门之间，在边界处若有社会成本不相等现象存在，就需要重新调整三者之间的边界。好的市场经济，应当是市场、政府、第三部门三者之间构成一个有机和谐体系，三者各司其职，共同发挥有效作用。另外，市场的动力是利益，是经济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最终推动了市场交易行为；而政府行为的依据是权力，没有人民的授权，政府的行为必然就是越权或者违法；而第三部门的动力则主要靠社会道德，这也就决定了第三部门行为的主要特点是：自愿、无偿、公益、慈善等。目前，国外一些政府在促进第三部门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很好的管理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中国应积极借鉴之。比如，一些国家在财税政策方面就给予第三部门大力支持。例如，德国给予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支持约占非营利组织总收入的68%，而法国的这一比例为60%。此外，还给非营利组织特定的免税政策，即服务所获得的各项收入不需上税，同时从事社区服务时所购买的商品也不需交税。但同时也规定，非营利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所形成的利润必须用于社区发展的再投入，为社会大众服务，不得在成员内部分配等。目前，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有效克服市场和政府两种都失灵的情况，我国政府应积极发展第三部门，同时，也要进一步规范第三部门行为，要保证其健康有序发展。
三、信息不对称市场本质是均衡的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的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行为必然是有区别于信息对称情况的。对此，有三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彭斯（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对信息不对称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笔者就信息不对称市场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柠檬市场问题。
“柠檬”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所以，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也称次品市场。1970年，31岁的著名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论文，对柠檬市场进行了具体分析，所以，柠檬市场也称阿克洛夫模型。
对于柠檬市场，主流的结论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中都是劣等品，并最终导致市场消亡。
其分析的思路是：柠檬市场由于交易一方并不知道商品的真正价值，只能通过市场上的平均价值来判断平均质量，由于难以分清商品好坏，因此也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由于商品有好有坏，对于平均价格来说，提供好商品的自然就要吃亏，提供坏商品的便得益。于是好商品便会逐步退出市场。由此导致市场商品平均质量下降，于是平均价格也会进一步下降，最后市场就只剩下坏商品。
对于上述分析思路，研究者往往通过举旧车市场的例子来进一步验证分析结论。比如，有研究者做如下分析：假设市场中好车与坏车并存，每100辆二手车中有50辆质量较好的、50辆质量较差，质量较好的车在市场中的价值是30万元，质量较差的价值10万元（尽管经过维修，换新后）。二手车市场的特性是卖方（经销商或原车主）知道自己的车是好车或坏车，但买方在买卖交易时无法分辨。在买方无法确知车子的好坏时，聪明的卖方知道，无论自己手中的车是好车还是坏车，宣称自己的车是为“好车”一定是最好的策略（反正买方无法分辨）。尽管市场中有一半好车、一半坏车。但如果你去问车况，卖方必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的车是好车。但消费者真的会以好车的价格向卖方买车吗？不会！买方知道，他买的车有一半几率是好车、有一半几率是坏车，因此最高只愿出价20万元（20=10×1/2+30×1/2）买车。此时进一步发生的事情是，市场拥有的好车的原车主开始惜售，一台30万元的好车却只能卖到20万元，有一些车主宁愿留下自用，亦不愿忍痛割爱，因此好车逐渐退出市场。当部分好车退出市场时，情况变得更糟。当市场中的好、坏车比例由1：1降到1：3时，消费者此时只愿花15万元（10×3/4+30×1/4）买车，车市中成交价降低（由20万降至15万）迫使更多的好车车主退出买卖，到最后，车市中只剩下坏车在交易，买卖双方有一方信息不完全，因而形成了一种市场的无效率性（好车全部退出市场）。
对于上述分析思路及所举例子，笔者认为，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用平均值进行分析市场价格形成的思路本质是不合理的。在市场上，消费者出价并非按平均期望值出价，市场价格的形成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一对一讨价还价的结果。在市场上，消费者并非完全无知，往往是具有一定信息基础的。比如旧车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总是会根据已知的情况，来对商品进行判断和价格决策。一般而言，好的商品，总会有一个好的价格；不好的商品，总是有一个不好的价格。另外，由于市场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完善，包括信誉制度、售后服务制度等，都在不断健全和完善，所以，好商品低价格或差商品高价格的现象即使存在也是短期的，要长期存在是很难的。在长期内，好商品，总有好价格。
第二，按阿克洛夫分析，次品市场最终会消失，但现实世界次品市场不仅存在，而且大量存在，这本身就说明次品市场也是有效率的。因为若无效率，理性的人就不会选择次品市场，次品市场最终就会淘汰出局。所以，存在本身就是对理论分析的一种否定。
第三，次品市场的出价者并非都是忽悠者，或都不会说自己的东西是好的，或不会总说自己的车是“好车”。一般而言，好的商品所有者，总希望自己的商品有一个好价格；而差的产品，一般价格低也就成交了。只有少数，或极少数，才可能通过忽悠卖一个好价格的。在这种情况下，卖家往往需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交易总不是一次性的。你若在这次交易中忽悠了别人，你以后的其它交易行为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因为你需要增加诚信投入。另外，若你在交易中有忽悠行为，还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理性的人是不愿意忽悠的。
第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确实存在有些人会通过压低价格来实现购买的行为，这主要是购买者为了回避风险而采取的一种折中策略。但这种情况会导致市场分化或市场交易期限拉长，而不会导致市场消失。也就是好商品，人们是不会轻易以低价格就销售出去的。这时，好商品，就会脱离次品市场，进入另外一个市场，比如，货卖行家，或等待时机。除非好商品所有者家里有急事需用钱，这时就可能会低价抛售。所以，信息不对称对商品市场的主要影响一个方面是导致市场分化：高质量的商品归高质量市场；低质量商品归次品市场，而次品市场本身不会消失。另外，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可能拉长交易期限。比如收藏品市场，就是如此。
（二）关于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经济学教课书在分析逆向选择问题时，总要要提到保险市场案例，其实这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举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保险市场是存在逆向选择的。但逆向选择并不是一种普遍行为。
首先，人们在进行选择时，总是会综合考虑，不可能总是机会主义。人们总是有理性的，也总是有一定道德基础的。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总是要考虑现在的情况，还要考虑到现在的行为对以后行为的影响。
其次，保险市场的存在，本身就说明这种逆向选择的作用影响不大。因为若逆向选择成一种普遍行为，最终将导致保险公司破产，保险市场就不存在。
再次，保险公司在设计产品时，总会考虑各种情况的，总是会考虑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
第四，由于人们总是偏好稳定的。所以，人们对保险市场的需求也是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防止反逆向选择行为。也就是保险公司会利用人们对回避风险的偏好而设计的制度或产品最终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客户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们也要防范。
（三）关于败德行为。
所谓败德行为，就是指人们在签订合约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一种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利于对方的一种情况。笔者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败德行为是存在的，这不能否定，但也不是一种普遍行为。
首先，跟逆向选择分析一样，人总是有一定道德基础的。不可能时时会败德。败德行为应是一种例外，不是人们的常态行为。理性的人总是会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有些人会有败德行为，但有些人奉献精神也较强，两方面对市场的影响总体会持平。比如，在一个企业中，有些人是机会主义者，会有偷懒等行为；但也有些人会是活雷锋，会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对企业进行无偿付出。另比如，在汽车保险市场，有些人在买了保险后，可能就会放松警惕，导致汽车事故增加。但另一些人未必。
再次，败德所导致的成本也是巨大的。一个是荣誉成本。人们普遍是爱面子的。在一生中，一个人就是犯规一次，若被人发现，就感觉一辈子有压力。另外，物质成本也大。比如人们买汽车保险，主要是考虑生怕万一出事情，若实在出了事情，也是为了实现损失最小化，并不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所以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不愿出事故，因为出事故的有些成本（如生命成本）毕竟是保险公司所弥补不了的。还有，人们在出事故后，与保险公司打交道也是有成本的，包括时间成本、鞋底成本等等。所以，综合考虑，败德行为的成本是巨大的，这会有效限制人们的败德行为，不会导致败德行为普遍化。
第四，我们也要注意防范过度反败德行为。因为在实际中，一些企业会利用人们有败德行为这点，以此为理由，在进行企业制度设计时，导致对劳动者权利过度侵蚀。这对劳动者也是不公平的。
第五，效率工资理论也说明，败德行为是有限的。效率工资本质是信任工资，是企业对工人努力工作的的一种信任投资，但这种信任体现在工人身上有时是无法监督的，是需要靠自觉性来实现的。若人们的败德行为严重，效率工资必然是失败的。
（四）关于劣币驱逐良币问题。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原理，它说的是铸币流通时代，在银和金同为本位货币的情况下，一国要为金币和银币之间规定价值比率，并按照这一比率无限制地自由买卖金银，金币和银币可以同时流通。由于金和银本身的价值是变动的，这种金属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动与两者兑换比率相对保持不变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复本位制无法实现。比如说当金和银的兑换比率是1:15，当银由于银的开采成本降低而最后其价值降低时，人们就按上述比率用银兑换金，将其贮藏，最后使银充斥于货币流通，排斥了金。如果相反即银的价值上升而金的价值降低，人们就会用金按上述比例兑换银，将银贮藏，流通中就只会是金币。这就是说，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渐渐为人们所贮存离开流通市场，使得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充斥市场。这一现象最早被英国的财政大臣格雷欣（1533-1603）所发现，故称之为“格雷欣法则”。
对于为什么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有些学者往往是通过信息不对称来解释，其实这也是不准确的。
因为就“劣币驱逐良币”本身看，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因为正是人们对货币的实际价值是清楚的，或信息是对称的，才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另外，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也只是指货币市场的分化而已，也就是劣币归劣币市场，优质币归优质币市场，优质币本身并没有退出市场。
另外，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货币现象，有些学者将其涵义引申到次品市场，这也是不妥的。从表面看，两种情况确有类似之处，但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因为前者是信息对称情况下出现的一种货币现象，而后者与商品信息不对称有关。前者是反映商品交易媒介的变化，而后者反映的是商品交易本身的变化。前者反映的是没有使用价值的情况，而后者反映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情况。前者是指良币本身增值，而后者却反映的是由于鱼龙混杂导致高质量商品贬值的情况。前者良币确实会失去交易媒介功能，而后者高质量商品一般是不会失去商品交易功能的，并且根据前面分析，次品市场鱼龙混杂的情况是会长期存在的（由于一对一讨价还价以及总是存在识货者等情况）。
另外，真正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主要也与制度设计不合理有关。比如货币制度若设计不合理，就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再比如，在人才选拔上，若选拔制度设计不合理不科学，也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让优秀人才落选。
总之，从以上关于不对称信息市场若干情况分析中，笔者认为，在短期内，信息不对称市场可能存在不均衡，但从长期看，信息不对称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因为若市场不均衡，市场必然就会消失，但实际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不均衡，必然或者是供给者获取利润多，或者是需求者获取利润多，这在长期看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是供给等于需求，价格趋于合理。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最终会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市场会分化，就是质量高的商品归入一类市场，质量差的商品归入另一类市场；一种情况是市场商品交易期限会拉长，好商品会等待识货者，而不是轻易抛出。另外，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次品市场中一些交易不合理的情况主要出现在短期交易中，比如旅游景点中的一些市场，往往会出现一些以次充好现象，也导致有些消费者上当受骗，但一般而言，差商品要长久卖一个好价格，其概率也是较低的，也不可能成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人们在交易中总是在不断进行学习，不会一直上当受骗。
注释：
该例子取自百度：
‚该解释取自百度：
参考文献：
1.宋圭武：《碰撞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面子、血缘、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宋圭武：《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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