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度理论的一个探索方向，制度演化分析的首要任务在于：纠正主流经济学对制度分析所采取的一种脱离实际的态度和带有误导性的分析方法。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对制度分析的理论回顾中已经有所涉及。本节我们将从制度演化分析的特征出发，来论述制度演化分析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制度观的转换，即从新古典范式下的结果均衡观转向过程演化观。

经济学在18世纪下半叶脱离道德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就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社会秩序怎样从自主个体的相互交往中凸现出来？第二个是对技术革命引起的工业兴起，以及由此带动的广泛...

目前制度分析领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方向已经逐步多元化，并且已从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开展研究：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文化学派（culturalist）、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t）、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 system theory）、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ism）、博弈论(Game theory)、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基于相关性的制度演化逻辑：研究思路（续）

顾自安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在我写完这个研究思路后，必须坦率承认，我在制度演化分析问题上仍然是“一头雾水”。我之所以坦诚这一点，正在于警示那些在理论研究中“十分轻易的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进步”的自负倾向。在《制度经济学三人谈》中，汪丁丁和韦森也坦然承认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制度研究的后进者，我承认这一点会更加有利于我在后续的研究中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

但这种困惑，并不是思路本身的困惑，而是在于寻求答案而不可得的困惑。关于制度演化分析的理论演进，我在已经完成的论文中做了系统的回顾，但是没有发现一种理想的解释框架。...

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开始，就被视为一门经邦济世和强国富民的学问。这一社会研究视角创立的伟大意义，可以从此后经济学在短时间的迅速发展和构建，以及这一领域成果对此后社会发展的影响得到阐释。经济学的目的也被视为“解释人们如何利用稀缺资源赖满足其多种需要，以及人们如何去发现新的需要和新的资源。”自杰文斯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就被开上了关于稀缺资源有效率配置的轨道上，而“基于资源稀缺以及由此引发的竞争行为和利益冲突的效率问题”则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最近的半个世纪，这一研究主题被拓宽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但遗憾的是，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制...

20世纪80年代末在前苏联和东欧爆发的大规模制度性剧变，涉及欧洲和亚洲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目标，而快速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改革。这一历史性的剧变不仅涉及世界近四分之一的地域，更涉及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一时间，“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了经济学家们思考的主要问题，而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改革的制度变迁实践也为制度分析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转型经济的特殊形态为制度理论提供了难得素材和案例...

制度分析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实践。人类在进入20世纪时，以西欧、北美为策源地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世界范围内广为认可的社会制度。除了马克思、维尔·桑巴特和霍布森等少数批评者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经济制度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经济学也发展为狭隘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或“市场经济学”。但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经济学家的看法，并从此激活了经济学家关于制度比较分析的思维细胞。此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劣及其可行性的争论,成为制度分析在30年代到90年...

“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结论，目前已经被认为是制度分析最大的成就。尽管，仅从社会变革中的制度变迁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现实，人们就可以得出制度对经济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但关于“制度为什么重要”这一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仍然是个苏格拉底式的或带有逻格斯诉求的问题。因此，分析和研究“制度为什么重要”这以命题，仍然是也只能是制度分析或制度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所有人际交往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当且仅当人们的行为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时，个人行为和决策才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就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而言，人们也需要制度来秩序化经济生活，经济交易和行...

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满足人类丰富而多变的目的上，其有效运行依赖于各种规则。我们将这种对人们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约束作用的规则称之为“制度”。制度功能的另外一个直观方面在于，它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系统的秩序化运转，帮助人们避免并缓和冲突，为个人自由和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并增进社会劳动和知识的分工，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秩序和繁荣。因此，规范人类行为的制度规则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甚至，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演化，都主要的依赖于制度以及支撑不同制度的人类基本价值和共同知识模式。

制度之经济学意义的揭示以及由此引起的广泛关注，是最近20年的事。而“制度重要”这一认识的...

大约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制度分析才开始重新成为现代经济学广泛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早期个别学者——主要是以托斯坦·凡勃伦(Veblen, Torstein)、约翰·R·康芒斯(John Commons)、维斯雷·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以及克莱伦斯·阿里斯（Ayres, Clarence E.）等人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学派或称OIE（The old institutionalism）[1]的思想传统——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观点给予批评的前提下，对制度问题的经济意义给予过非正统甚至是非经济视角的关注，现在已经变成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增长至上"或"增长优先"到"发展目标社会化"，从"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综合发展"的演进历程。作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的标志性著作，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1]一书中提出，要把为一切人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发展的尺度和发展目的。他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种关注中心由客体移向主体，标志着发展观上的一个质的转变。从经济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