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洋何许人也？他是八十年代北京晚报的大腕记者，以后在现代商报做了多年的主编，现在又返回北京晚报主编评论版。2007年9月10日苏文洋在北京晚报 “今日快评”中的“四论向房地产暴利开刀”一文中写道：

“我在“一论”中，引述建设部提供的数据，说明全国低保住房困难家庭享受过廉租住房政策的仅有26.8万户，这个数字只占全国城市家庭的0.15%。换算可知全国有近1.8亿城市家庭。进入国家住房保障体系的城市居民，到2010年不会超过5%。因此，95%以上的城市家庭是要通过购买商品房来改善居住条件。”

苏文洋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国95％的城市居民都要通过购卖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这个95％的数字显然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城市居民解决住房的主要方式不仅仅是购房，而且还有租房。租房是除了购房以外解决城市居民居住问题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即使是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等）租房也要占到30％左右，有些高达40－50％。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还在向全面小康而努力，经济尚不发达，不可能让95％人都通过购房解决居住问题。让95％的城市人口都购房的想法和提法都是脱离现实的。因此，租房是我国住房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目前没有全国租房总量的准确数据，因此，很难给出租房占全国城市住房的比率。不过，我们可以把北京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看看租房对住房整体情况的影响。

根据北京链家地产统计数据资料，2005年北京全年租赁成交量约为70万套。据“市场报”报道，2006年住房租赁成交量增加了9％，即76.3万套。如按平均一套3口人计算，租房解决了229万人的居住问题。作为对比，2006年北京市商品房成交量为17万套左右，二手房成交量为7.6万套（其中已购公房交易量约占43%，二手商品房为57%），一手商品房和二手商品房成交量共计24.6万套。不过从以上数据并不能简单地得出，租房总量是购房总量的3.1倍。因为房屋租赁是动态的、变动的，有时一套房可能一年中周转2次，或2次以上；另外，尚缺中长期租房和短期租房的数据；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租房是没有办理正式手续和没登记的，所以这部分租房数量没有进入统计。不过，从2006年北京市租房和购房的交易总量来看，租房对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是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如果我们扣除租房的家庭数量，那么需要通过购房来解决住房的城市家庭决不可能是全国城市家庭的95％，而会是一个远低于这个比率的数字。

另外，在商品房总量中，两限房只能算半个商品房。所以，要从真正市场的角度出发来计算购买商品房的城市家庭总量，那就还应扣除两限房。再有，如果要计算购买由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的居民家庭数量的话，那就要扣除掉二手房的交易量，由此得出的比率会更小。

城市家庭需要购买商品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比率数字到底是多少、是多大，并不是本文讨论的主要目的，本文的重点在于：苏文洋的数字“95％”代表了一种错误的理念，即只有通过购房才是解决中国城市居民居住问题的唯一途径。从1998年房改以来，关于如何搭建中国的住房体系走过了一段弯路，那就是“以购为主”的住房思想。把“居者有其屋”当成了“居者购其屋”，当成了“人人购房”，完全没有考虑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说是“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在这种认识误区的影响下，把中国城市居住的核心是“解决住房问题”偏离为了“解决购房问题”。这种认识误区不但使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能跟上房改的步伐，同时还导致了住房非理性消费的社会风气（如超前购房，宁购不租等）。而这种非理性消费风气加剧了住房供求关系的紧张程度，也成为造成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的原因之一。如今“租购并举”的住房思想已经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所认知和接受，但是要转变“人人购房”和非理性消费的心理和观念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并非一日之功，媒体在这方面应当发挥积极的正面影响，避免“好心办错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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