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讲效率，总会讲到帕累托效率。对于学过经济学的人来讲，这个表述应该算是显得比较专业的“行话”之一了吧。但是，大家都用这个词儿是一回事，人们是否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或者说，基于同样的理解而使用它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归纳了一下，人们对帕累托效率的理解大致有如下两种：

第一种：把帕累托效率理解成所谓的可能的最大化边界，在边界之内的位置，被称为是无效率的或低效率的，只有在边界上认为是有效率的。由于在边界上的选择被认为已经是可能的最好了，因此，纯粹逻辑地讲，符合这种条件的选择也就具有这样的正式特征，即：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导致任何的净利益增进了；如果要想一种利益有所增进，就必然也损害另外一种利益...

从一般的规律上讲，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如果没有宪法、法律上的约束，那么，他们首先都是在前一个方向上想问题，反之，则在后一个方向上想问题。就经验观察而言，越是文明程度高的社会，政策制定的宪法、法律约束越多，越是比较“蛮荒”的社会，政策制定越是不受约...

  一个伟大的学者之所以伟大，往往是因为他触碰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该理论问题对于既有的理论框架具有非凡的意义，通过对该理论问题的探索，有可能或实际上真的导致了既有理论框架在某些方面的实质性改变，甚至颠覆了该理论框架本身。在一定意义上，科斯的工作如果以新古典的黑板经济学作为参考基准的话，就是这种性质的。因此，认为科斯是一名伟大的学者也是当之无愧的。

如何向作为一名伟大学者的科斯致敬？作为人情世故的需要，单纯的溢美之辞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既然致敬的对象是一学者，而不是政客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名流或者明星，且像我们这样的致敬者们本身也是学者，因此，不可避免地“致敬”这个事...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直非常强调成本这个概念。尤其是，强调成本的主观性质。对此很多人不理解，或者说，很多人自以为很理解却并没有真正理解。本质上讲，强调成本，以及成本的主观性质，无非是强调成本是当事人，而非外在观察者的思维工具而已，进一步，之所以要强调成本作为当事人的思维工具，并不是为了强调当事人作为决策主体本身的理性，而是为了强调当事人在多人竞争的环境中这种理性算计所具有的社会含义：一方面，成本，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它首先意味着其他主体愿意为使用特定资源支付的价钱，另一方面，特定主体将资源竞争到手、并按照自己的意图使用，这本身又会对其他人使用这种资源产生影响。

当事人在多人竞争的环境...

成本，只能是个体（或者市场中的组织）的成本，因而不能有所谓的社会成本一说。社会成本与个体成本在逻辑上不兼容；承认社会成本，意味着承认在个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算计主体，它被认为代表了社会，可以超出社会中的个体来进行所谓的理性决策。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成本一词对于经济学家的思维产生过严重的毒害作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好的社会结果往往是，也可以是源自于个体的自利的，进一步，布坎南在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当由个体自利驱动的“看不见的手”产生的社会结果不是可欲的时，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反思相关的造成这样局面的制度条件，并试图通过对相关的制度条件进行改善使“...

哈耶克曾说，人既是在目标-手段的框架中思考的动物，同时也是规则遵循的动物。经验现实告诉我们确实也是这样。不过，自从笛卡儿的理性观念征服世界以来，人们更多地是把理性等同于前者，而往往倾向于忘却后者。现代的经济学也是如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作为其微观基础假定的理性人从来都是指（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者，也就是说，能够理性地采取合适的手段来尽可能地实现其目标的人。

我并不是想说这样的假定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在想，从这样的假定出发是否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有多个角度可以对此提出怀疑。例如，直观地看，就像哈耶克总是爱提醒我们的那样，如果个体只是相机性地最大化行事，而不是遵循一定的社...

 在多元主体相互作用的社会领域，目的论（或动机论或意图论）对于人们直觉上的吸引力堪与中世纪地心说对于人们直觉上的吸引力相比。很多时候人们面对观察到某种社会经济现象，他们会说，这是某些特定主体操纵的结果，并且认为，只要理解了这些特定主体的目的/动机或意图（当然，成熟一点的可以再考虑一下这些主体行事时面对的约束条件），那么，有关社会经济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

经验地看，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这种视角确实能够实际地发挥解释和预测的功效，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现实中往往存在着多种力量的角逐，但是，在具体的情形中有时我们是可以分辨出少数的、对于事件的进程和结果起着主导性作用的力量；在这种...

       均衡，按照马克卢普的说法，是一种思维上的建构，通过这种建构，我们可以在观念上建立起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而这种思维上认识到的因果联系相当于使我们找到了观察和分析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的一条线索，循着这条线索，现实的图景变得来可以辩识和有序。现实中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是否已达“均衡”，从这个角度看，不是眼睛直接观察的结果，而是已经包含了研究者的理论视角的一种判断。显然，当研究者把自己有限的注意力资源集中到某个特定的经验现象时，这本身已经意味着他准备去理解它、把它在思想上进行某种有序的建构，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均衡...

       春运在中国是一件让有关部门头疼的事情。有责怪人们选择行为不理性的，还有责怪春运铁路票价不够高的。一般的人或者政府部门的人这样想倒也可以理解，但是，经济学家这样想就让人大惑不解了。在我看来，如果经济学家都不懂得市场的真谛，那么，也就难怪中国总是各种怪胎政策层出不穷了。

       我想说的是，春运本身不应该是个问题，春运市场就像任何的其他市场一样，对于其中的服务提供者来说，都是绝对的好事。这一点，正如郭玉闪明确地表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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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就是个体如何行为，一名经济学家越是能够准确地解释和预测个体的行为，那么，他就越是深谙经济学的逻辑，越是有水准，越是对现实世界有洞察力。我不否认经济学需要以“个体行为具有规律性”为基本的认识论前提来进行理论建构，并由此来认识有关的经验现象。同时，我也认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越是做到了对个体行为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既可以朴素地表达为“个体的行为总是趋利避害的”，也可以更学术地表达为“个体总是力图实现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随时都有自觉的意识，越反映出其高度的职业素养。

不过，我在想，到底经济学需要对个体行为的规律性把握到什么程度？是泛泛...